最后的晚餐
《最后的晚餐》（The Last Supper），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杰出艺术家列奥纳多·达·芬奇（意大利语：Leonardo da Vinci，1452-1519）创作的壁画，绘于十五世纪晚期。这幅壁画取材于《圣经新约》中耶稣受难的故事，画作主要呈现了耶稣和十二门徒共进晚餐的场景。画作中人物表情生动、形态各不同，透视和黄金分割等技法的运用，给观者更为立体、深刻的视觉体验。这幅画兼具艺术价值与宗教、人文价值，在同题材的画作中被看做空前之作，也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巅峰之作。
《最后的晚餐》是米兰公爵卢多维科委托列奥纳多·达·芬奇为新翻修教堂创作的宗教画，画作长8.85米（一说9.1米），宽4.97米（一说4.2米），现存于意大利米兰圣玛利亚感恩教堂。正是因为有这幅壁画，该教堂于1980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
由于壁画本身颜料问题以及存世数百年所历经的大小劫难，《最后的晚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已经严重受损。比宁·布兰比拉·巴尔奇隆（Pinin Brambilla Barcilon，米兰艺术史教授）和她的团队持续抢救了二十多年，使《最后的晚餐》“整旧如故”，到1999年得以重新展现在世人眼前。
画作内容
主题分析
《最后的晚餐》取材于《新约圣经》，《新约》中对“最后的晚餐”的记载是这样的：
《圣经》是基督教文明的核心，是文艺复兴期间画家创作的主要题材，那个时期的许多画家都凭借圣经画创作身主流画家行列。而耶稣及其十二使徒的“最后的晚餐”，被很多宗教画家描绘过，有“圣经画廊的主题群画”之称。列奥纳多·达·芬奇对《最后的晚餐》的创作，从起草图到真正开始绘画历时23年之久，经过这长时间的思虑，达芬奇选定了耶稣说“你们中间的一个会出卖我！”这一定格瞬间，描绘大家听到耶稣话之后脸上不同的表情，怀着不同心情七嘴八舌议论着的形态。
画面布局
达芬奇在《最后的晚餐》中使用了平行辐射线式的构图，用几何图形为根底来散布画面。耶稣位于画面中心，使画面中所有要素都看起来与耶稣紧密相连，在作品中产生联系。一字排开的对称性构图会显得图案化，十二使徒丰富的神情，各异的动作增强了人物的动势，使画作更显人文特色。
《最后的晚餐》高4.2米，宽9.1米。画面中所有人物都坐在一排，耶稣在最中间位置，每个人物都清晰展示出正面。从而画面中的人有丰富的表现力和一定的形象特征。列奥纳多·达·芬奇将每个人物的捕捉瞬间像编排话剧一样呈现在画面之中，使观赏者能通过人物的形态、神韵以及肢体语言来推测出各自的内心意图。
这幅画的主要元素是完全对称的，一张水平的大桌子正立在屏幕正面作为画面前景。整个画面的布局就像舞台布置一样，将耶稣、叛徒犹大和其余无辜的门徒巧妙地放置：耶稣放在中间位置，并借助敞开的大门突显他的主体位置；将十二门徒分为三组，设定观者从最左出发，故事从左到右依次展开。犹大右手紧握钱袋，手肘碰倒了盐樽，从耶稣身旁后退，后仰的身体、惊恐不安的表情置于阴影之下，更能反映出犹大内心邪恶的一面。
画中人物从左到右分别是：巴多罗买（Bartholomeus）、小雅各（Jacobus Alphei）、安德烈（Andreas）、圣伯多禄（伯多禄Simon Petrus）、叛徒犹大（Judas Scariotes）、约翰（若望Iohannes Zebedaei)、耶稣（Jesus）、多马（多默Thomas）、大雅各（Jacobus Zebedaei）、腓力（Philippus)、马太（玛窦Mattheus）、达太（圣犹大Thaddeus)、 奋锐党的西门（热诚者西满Simon Cananeus）。
作品材质
列奥纳多·达·芬奇采取了非传统的湿壁画形式，首先在墙上均匀地涂一层比边上建筑体灰泥略粗糙些的墙灰，能使覆于其上漆层的粘合更牢固。后用简洁的红线在泥灰上直接勾出草图，草图完成后的打底工作以熟石膏粉完成，之后再在上面涂上薄层的铅白色底漆。这一铅白颜色的使用一方面能渗透到基地层的空隙将其填补上，有使壁画底层变得平滑柔和的效果，另一方面还能提高画面的色彩亮度。此外，绘画的颜料是达芬奇自己配置的一种油性蛋彩颜料，比起传统湿壁画颜色增强了透明性的同时也更温润，营造出空间的通透感以及柔和的光影效果。这种“芬奇式晕涂”在壁画的保留上留下了难题。
创作背景
创作环境
作者列奥纳多·达·芬奇（1452-1519），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画家、科学家。及发明家。在很多领域都有研究并做出杰出的贡献，其中艺术领域的成就最为突出。与米开朗基罗、拉斐尔并称“文艺复兴艺术三杰”。达芬奇是一位天才，是那个时代当之无愧的第一位画家，热心于艺术创作和理论研究，也广泛研究与绘画相关的光学、数学、地质学、生物学等多种学科，并几乎都取得非凡成就。《蒙娜丽莎》和《最后的晚餐》是其代表作，从这两幅作品能深刻体现其思想及艺术表现形式的伟大。
时代环境
《最后的晚餐》创作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这是欧洲发展史和人类历史的上相当重要的发展阶段。在此之前，欧洲处于“黑暗的中世纪”，文艺复兴是欧洲人从中世纪的神权信仰渐入对人自我的重新认识、发现、塑造的自我注重阶段，是从神性过度到人性的追寻。早期文艺复兴大师的作品仍主要在营造宗教的庄严肃穆，深刻体现“神”的伟大而超现实，人性的展现只是崭露头角。到了文艺复兴艺术三杰的时代，人文主义思潮进一步发展。列奥纳多·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桑西以及同时代的其他艺术家的作品主要是借宗教外衣来表达人本身的自信，通过宗教人物形象的塑造来表现人的力量与美感。《最后的晚餐》正是文艺复兴鼎盛时期人性与神性达到完美结合的顶峰之作。
文艺复兴时期，世俗统治者开始关注艺术投资活动，君主、贵族及新兴的富豪家族通过定制艺术品，资助修建公共艺术建筑等方式来提高威望。这种资助方式极大地调动了艺术家的创作积极性，有力地推动了文艺复兴运动的发展。
惯例中的创新
“最后的晚餐”是基督教艺术的主要传统题材之一，仅就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及其周边地区关于这一主题的精彩创作就有三十多幅。公元二世纪罗马普里西拉地下墓室中《分面包》之类的壁画开启了“聚餐”类题材创作模式的惯例：长桌一字型排开，人们面对观众列坐，形象具体可视，主题明确，形式严肃富有秩序感。到公元六世纪一只镀银圣餐盘上的浮雕《最后的晚餐》则形成了这一主题的成熟基本惯例：一字型排开的对称处理。这一固定程式对应了宗教题材的严肃性、象征性，以唤起教徒内省，达到宗教教化目的。
大约公元十世纪，对圣经情节性解读的需要增强，宗教绘画呈现出生活化、现实化的倾向。到了十三世纪乔托德司达，这一宗教绘画的新程式以基本被完整建立。乔托·邦多纳、伦勃朗、老卢卡斯 · 克拉纳赫和马蒂亚斯 · 格吕内瓦尔德版本的《最后的晚餐》，为了展现出与生活真实的近距离，皆采取“圆桌围坐”的形式来呈现。在“围坐”的形式下，十二使徒不能被完全描绘出来，他们以相拥的方式围绕在耶稣身旁，彼此遮挡。圆桌的展示由于角度的限制使对使徒神情动作的展现受到限制。
达芬奇采用了一字型排开的对称处理，在最大限度渗透艺术家个人理解的同时最大限度融入人文主义要素。力图改变一字排开惯例中的严格对称性的图案化，采用平行透视的方法使整幅画的线条自前向后延伸至耶稣头部而汇合，焦点聚于耶稣的额头从而更突显于观者眼前，并通过增强人物动势使人物排列有高低和距离的变化。此外，达芬奇还将明暗对比大规模用于构图，使十二使徒的神情动作更生动、真实。
创作过程
创作契机
卢多维科·斯福尔扎1494年初正式成为米兰公爵后开始一赞助艺术家和公共活动的方式提高声望，并选择了位于米兰中心的圣玛利亚感恩教堂作为家族的陵墓。在重新修整后的新饭厅北侧墙，列奥纳多·达·芬奇受其委托绘制一幅以“最后的晚餐”为题的作品。
酝酿构想
温莎城堡皇家图书馆收藏了一页用墨水笔绘制的《最后的晚餐》早期构图草图，表现了达芬奇对画作的的最早期构想。草图中犹大没有跟众人坐在一起，他背对观者，坐在桌子靠在前景的一侧；耶稣身旁的圣约翰睡着了，指的是耶稣宣布遭到背叛消息时，他正“侧身挨近耶稣的怀里”。我们看到的壁画是达芬奇定的最终版本，放弃了这两个人物。
这页笔记有两幅分开的素描：左边是可能被裁剪过得只有10个人物的草图，人物后面是对晚餐背景的描绘；右边草图是基本是犹大和基督的四个人物的素描，对犹大和基督动作的描绘能推测出列奥纳多·达·芬奇将故事从传统模式向前推了几帧。较小素描的另一个组成部分是耶稣将手臂搭在他身上的睡着的圣约翰，这一画面在某些无信仰的怀疑论者眼中是同性恋的表现。达芬奇最终还是在作品中将他们分开，但约翰还是众多门徒中最俊美的。
现存威尼斯学院美术馆的一幅红色粉笔素描，是达芬奇继那页笔记不久后绘制的。或许是被他人又用墨水描了一遍的缘故又或许就是墨水本身的问题，这幅素描看起来很粗糙。但画作的构图结构已能看清：门徒被分成几组，更多地强调个人特征，人物的下方有匆匆写下的文字说明身份（腓力被提到两次）。但犹大仍位于桌子靠近观者的那一侧，约翰也仍在昏睡。
从温莎城堡皇家图书馆到威尼斯学院美术馆的习作，重点从整体布局的构建转移到个体人物的特征。温莎城堡皇家图书馆的头像系列有些完成度很高，犹大、彼得、大雅各、圣腓力的人物形象都很清晰明确。尽管大雅各和圣腓力在画中的形象各不同，但还是从习作中还是可以推测出他们使用了同一模特。此外还有一幅圣约翰的首部特写以及圣彼得的衣袖速写。
绘画经过
在达芬奇绘制《最后的晚餐》时，时常会有人参观。根据一位神父的描述，达芬奇“一大早就会到这里，爬上脚手架”，然后，“从晨曦到日暮，笔不离手，忘记饮食，笔耕不辍”。但有时“他会在画前待一两个小时独自思考，对创作的人物进行审视和自我批判”，还有的时候，“他的执迷和拖延同时现身，好像被冲动或热情附体一般，突然在中午出现，‘爬上脚手架，抓起画笔，为人物添上一两笔，然后又突然离开。’”
达芬奇这种断断续续的工作方法激怒了修道院院长，院长找到卢多维科抱怨。达芬奇回答道：“有极高天赋的人，工作越少反而成就越高。因为他们的头脑一直在深思熟虑，不断完善构思，之后才会付诸实践。”最终公爵在妻子去世后也变得不耐烦，指示秘书敦促达芬奇的工作并让他署合同以保证能够在规定时间内完工。
艺术鉴赏
形象塑造
《最后的晚餐》中十三个人物都是作者认真揣摩，仔细研究了现实生活中人物动态、表情心理特征后创作的，阿拉贡的路易吉（梵蒂冈红衣主教）有画中门徒是“米兰的廷臣和重要市民的真实肖像”一说。画中人物或吃惊或凝重的反应都来源于生活，虽是一个瞬间的定格，但画中人物仿佛都能突破画面表象，直击观者灵魂深处。犹大的卑鄙无耻，耶稣的泰然自若和其余门徒的形象入木三分，使得列奥纳多·达·芬奇《最后的晚餐》在同题材的绘画作品中脱颖而出。
耶稣
在西方基督教世界里，耶稣是光明与善良的化身。在《最后的晚餐》中，耶稣独自坐在中间，刚结束发言的他嘴仍微微张着。面临死亡，他表情安详、平和，一点也不为所动，与周围门徒近乎夸张的表情形成鲜明对比。达芬奇在光学研究中发现，物体在明亮背景下比在黑暗背景下看起来更大。在《最后的晚餐》中，耶稣后面是敞开的窗户，远处明亮的风景透进来在他周围形成了自然的光晕，这使耶稣比门徒们看起来稍大些。画面定格在耶稣说完“你们中间的一个人会出卖我”的瞬间，耶稣摊开的双手让观者感受到其无言的哀痛。主的沉稳、从容、慈爱、至善至美的胸怀仿佛在提醒世人要忍受世界的纷扰，坦然接受既得命运。
犹大
叛徒犹大又黑又丑，长着鹰钩鼻，右手攥着装着30块钱币的口袋——这是他许诺背叛耶稣的报酬。听到耶稣的话后，他知道说得就是自己，由于心虚，身体不由得向后倾斜，打翻了一个盐罐（这只有在早期的摹本才能看清）。此外，他的左手依然伸向耶稣分享的面包，《马太福音》中记载道，耶稣说“同我蘸手在盘子里的，就是他要卖我”，这片面包就显示了犹大的罪恶。列奥纳多·达·芬奇将犹大置于阴影之下，与周围门徒形成对比，一副无耻叛徒的形象展露无疑。
其余门徒
十二门徒被分为三人一组，观者从左边看能感到时间的流动，故事在眼缓缓展开。最左边一组是巴塞洛缪、小雅各斯和安德鲁。热血青年巴塞洛缪听到耶稣的话后，情不自禁从座位上站起，双手按在桌上，身体前倾，怒发冲冠的模样仿佛立刻像揪出叛徒，上去教训他一顿。这一组第三人是耶稣的爱徒安德鲁，他的表情惊愕，双手不自觉摇动，事发突然让他难以接受这样的事实。他们中间是小雅各，他的神情严肃，一手扶在安德鲁肩头，另一只手臂张开搭在左边第四个人彼得肩上。列奥纳多·达·芬奇以这样的方式将组与组之间巧妙地联系起来。
左边第二组是犹大、彼得和约翰。彼得激动好斗，他左手搭着约翰的肩膀，愤然向前挤，右手拿着一把长刀，那天为了保护耶稣他用这把刀割掉了大祭司仆人的耳朵。彼得旁边的约翰十分平静，约翰是“耶稣所最爱的那个门徒”，这个突然的噩耗带来的是痛苦、无力。他知道自己没有嫌疑，也只能为无法改变的事实感到难过与无奈。
耶稣右边的三人是多马、大雅各和腓力。多马举起手，手心向内伸出食指，达芬奇经常使用这个手势（比如《施洗者圣约翰》），后来他在耶稣复活时要求查看证据，被称为多疑的多马。大雅各和腓力的形象在习作草图中留存下来，腓力雌雄莫辩的容貌也是达芬奇表现人物的一种特色。
远离耶稣的三人是马太、达太和西门。这三人交头接耳，正热烈讨论着耶稣究竟是何意。马太在倾听另两人倾听时，双手正指向画面中央，显示出对耶稣话语的一时无法理解。马太旁边的达太半握着右手，有人猜测他欲指向犹太，但他应该与马太一样感到困惑，转头向最右侧的西门寻找答案。西门是门徒中的长者，他对马太和达太进行着说明。
创作技法
透视
列奥纳多·达·芬奇在《最后的晚餐》中用了透视法，这幅画作中透视线（或者叫直交线）汇聚的位置就是耶稣的前额。达芬奇在创作过程中在墙的中间钉了一个钉子，还在墙上割了一些呈放射性的细切口来帮助假想房间中的平行线。两边墙上挂毯上缘的连线也与其他透视线一样延伸到耶稣的前额，让观者产生画是房间延伸的错觉。
这是一幅巨大的画作，达芬奇认为对于大型画作，适合观看的距离应该是距离作品宽度或高度十倍至二十倍的地方。对于在圣玛利亚感恩教堂墙上的《最后的晚餐》来说显然是不显示的。达芬奇就人为创造了一个距离墙面约三十英尺的最佳观看位置，还让这个位置离地面三十英尺，这样观者可以平视耶稣。出于对不同观看位置的考虑，达芬奇用光学技巧，使画面在房间不同位置看来都不会过于扭曲。而画面右侧更接近从门口走来的观者，达芬奇便将右侧天花板的角度稍稍调高，使画面显得跟进门观者的视线齐平。
此外，达芬奇还运用了一项独创技巧：明暗透视法。通过光线在室内产生的明暗变化，在空间内产生真实的空间感，使整个画面看起来遥远而深刻。窗外明亮的风景更增添了画作的纵深感，使观者在二维平面上有三维立体空间的体验。
黄金分割
《最后的晚餐》当中的黄金分割线经过墙上的窗户和门的上沿以及窗户的两个竖边框时强化了黄金分割线的形与所处位置，而耶稣就位于这个框架之内，更好地突出他在绘画叙事中的中心地位。“最佳视觉框架”（“黄金分割”所构成的线段关系及比例系数正好与人类个体的“最佳视觉框架”相吻合）中耶稣深厚窗框和门框所围成的浅色天空形成了白色的长方形，与暗色墙面形成鲜明对比，更突出了耶稣所处的位置，这种分割线构成与明暗对比更集中。
“最后的晚餐”故事中中心人物无疑是耶稣和犹大，达芬奇《最后的晚餐》中犹大的手部处在黄金分割点附近的位置，同时其手的位置也处在黄金分割线上，更高效地向观者传达了重要信息。此外，观者可以发现耶稣的人物外形接近于正三角形（正三角形有对称性更容易得到辨识引起注意），达芬奇将耶稣放置在画面中心的同时用正三角形塑造他的外形，画面显得简洁概括。
后世评价
卢卡·帕西奥利（Luca Pacioli，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会计、数学家）是这幅壁画最早的一批评论者之一，他在1498年12月14日《神圣的比例》献词中写道：“人们很难想象比众门徒听到真理之声道出“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时的表情更为专注的样子了。通过他们的行为和姿态，他们似乎在相互交谈，一个人和另一个人，而那个人又和另一个人，他们都充满着强烈的好奇心。我们的列奥纳多用他的一双巧手创造了这一切，相当可敬。”，表达了对列奥纳多·达·芬奇选择这一人物瞬间定格以及定格所展现动态性的赞叹。
肯尼斯·克拉克（Kenneth Clark，英国艺术史学家）称《最后的晚餐》为“欧洲艺术的拱心石”。
1817年，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德国思想家、作家、科学家）发表在《艺术与古代》第1卷3期上的文章《论列奥纳多·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详细剖析了这篇画作。他认为理解这幅画的核心在于追问引起全部情节、使所有观众激动和喜爱的动机的中心事件。歌德用类似相面术的方法生动地描述了各个使徒之间不同的形象，想象了人物之间的对话来描摹他们不同的心理和性格。歌德认为《最后的晚餐》中，对激动人心情节的生动描绘，就像高度发展的有机体从最内在的生命点发展开，艺术变成了精神的有机体。
贡布里希（E．H．Gombrich，英国艺术史家、艺术理论家）在《艺术的故事》里分析了《最后的晚餐》的构图艺术，高度赞扬了列奥纳多·达·芬奇在构图上取得的巨大成就并将《最后的晚餐》称作人类天才创造的伟大成就。
价值与影响
艺术价值
《最后的晚餐》不仅标志着达·芬奇艺术的最高成就，也标志着文艺复兴艺术的成熟与伟大。在这幅画作中，达芬奇在体现社会生活和人物复杂心理的同时兼顾了宗教题材所特有的限制性。调解了艺术的秩序与自然性的相互冲突，是十五世纪文艺复兴时期宗教题材世俗化这一主要特征的完美体现。《最后的晚餐》是绘画艺术之绝唱，其中对耶稣正义的赞颂和对犹大背叛的批判向世人传递了正义与邪恶。现实主义与艺术性的结合，宗教内涵的象征性内涵以故事内容和人物形态展现，这幅作品有生命的内涵。
在文艺复兴以前甚至在文艺复兴的前期，神性与人性总是相互对立，难以融合的。到十五世纪，人文主义已发展到新的高潮，《最后的晚餐》可以说是披着宗教绘画外衣的外衣来表达对人类的自信。人的力量通过宗教人物的形象来展示，在这幅作品中耶稣和十二门徒脱离了神使者的圣光，拥有了人类的七情六欲。历史的现实性、宗教的神秘感、情感上的悲壮色彩、哲学上的象征意味在画作中交融，善与恶、美与丑、光明与阴暗的冲突，现实主义与艺术手法的高度统一在画作中汇聚。《最后的晚餐》是文艺复兴鼎盛时期人性与神性达到完美结合的顶峰，深刻体现了人文主义发展的高潮。
衍生作品
1986-1987年，美国现代艺术家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创作了“最后的晚餐系列”画作，沃霍尔重新演绎并大量生产这一艺术史上最经典的图像，将美术、波普艺术、名人及名望等概念共冶一炉。沃霍尔向列奥纳多·达·芬奇《最后的晚餐》取材，亦是因为作为一个艺术主题，《最后的晚餐》将宗教的永恒不朽与艺术的隽永之美合二为一。
1990年，印度艺术家索扎（Francis Newton Souza）重新演绎了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在索扎的版本中，门徒惊骇的内心借由他们扭曲变形的面容展露无遗，画面中耶稣与原作垂下眼眸不同，是直视观者的。
2001年，曾梵志创作了“面具系列”作品《最后的晚餐》，名称和形式结构以及“背叛”的主题都延续了列奥纳多·达·芬奇《最后的晚餐》。2013年10月5日，在“香港苏富比四十周年晚间拍卖”上，该画以创纪录的1.8044亿港元(合2330万美元)的竞拍价落槌，创当时整个亚洲当代艺术品拍卖的新高。
2011年，王广义创作了“新宗教系列”绘画《最后的晚餐》，展现了其对西方艺术的理解。他说西方艺术史是图像化的宗教史，选取《最后的晚餐》也可见这一画作在西方宗教艺术上的地位。
保护与修复
《最后的晚餐》于1498年初最终完成，由于油彩-蛋彩颜料的特殊结合，以及独特的“芬奇式晕涂”，壁画完成后过了二十年颜料就开始脱落。
1550年，乔尔乔·瓦萨里在出版列奥纳多·达·芬奇的传记时说《最后的晚餐》被“毁掉了”。
到1652年，表面颜色已剥落尽，圣玛利亚感恩教堂中僧侣已不抱修复的希望。便在餐厅后墙上开了一道通往厨房的小门，切掉了耶稣和三个门徒伸在桌下的脚。耶稣的脚很可能是交叉的姿势，预示着之后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
1796年，拿破仑·波拿巴占领米兰时曾在圣玛利亚感恩教堂里驻军，餐厅一度变成马厩。反教权的士兵们将壁画中的人物头部当作靶子，用来比赛抛掷石块的准确度，还刮掉了门徒的眼睛，这幅壁画被糟蹋得面目全非。法国人战败撤离之后，米兰人对它进行了全面的修复。
1943年，米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到盟军飞机的轮番轰炸。圣玛利亚感恩教堂的僧侣们为了保护壁画曾利用沙袋和木板来护住墙体，使这道绘有《最后的晚餐》的墙体在教堂和食堂的屋顶被严重损毁的情况下得以幸存。但由于壁画长时间被尘土掩盖，密不透风，画面上长满了霉斑，已经变得模糊不清了。
战后由意大利修复专家毛罗·佩里乔利主持《最后的晚餐》的修复工程，这次修复自1954年开始到1977年止，仍然不能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
最近的一次修复始于1978年，共持续二十一年，耗资达700万马克，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修复工作，有“世纪修复”之称。比宁·布兰比拉·巴尔奇隆和她的团队主要负责这次修复工作，女教授为了恢复《最后的晚餐》的本来面貌，常扒在脚手架上仔细探查画面，用微型手术刀、子、镊子和显微镜擦除5个世纪以来蒙在画面上的污垢和历代修复者所涂盖的色彩以及各种填充物。
现在人们要想看《最后的晚餐》并不容易，圣玛利亚感恩教堂整个大厅完全与外界隔绝。所有的门窗都用铝合金和玻璃罩住，参观者要经过三道玻璃门才能到入口处，每一道门都必须在前一道门完全关闭之后才开启。观者可在餐厅大门开启后，看到在防紫外线灯照射下的存有壁画的墙，与之相对的另一面墙绘有主题是耶稣被钉上十字架的壁画。参观者只允许在大厅里停留约20分钟，也就是工作人员讲解这两幅画的时间。
参考资料
四位当代艺术家重新演绎《最后的晚餐》.SOTHEBY'S.2023-06-21
回望85：经典修正→波普揭示.人民网.2023-06-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