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凡四训》是明代思想家袁黄(本名袁黄)所著的一本劝人向善、修身立命的劝善书,又名《了凡训子书》《训子言》《诚子文》《命自我立》等。该书意在阐明“命自我立,福自我求”的思想,讲授“我命由我不由天”的道理。

《了凡四训》采用了第一人称叙事方法,全书由“立命之学”“改过之法”“积善之方”“谦德之效”四个部分组成,这四个部分分别来自于袁了凡的不同著作,“立命之学”来自袁了凡训诫儿子所作的《立命篇》,“改过之法”来自于《祈嗣真诠》中的篇章——《改过第一》,“积善之方”出自《祈嗣真诠》中的篇章——《积善第二》,“谦德之效”则源于袁了凡晚年所作的《谦虚利中》。

《了凡四训》成书时正值佛儒道三教合一时期,故而该书融合了三教观念,体现出独特的伦理思想,该书为袁了凡所作的家训,以其亲身经历教戒他的儿子袁天启,认识命运的真相,明辨善恶的标准,改过迁善的故事。《了凡四训》成书后,得到众多名人推荐,不仅对当时社会影响极大,对如今社会也有借鉴意义。

作者简介

袁了凡

袁了凡名表,后改为黄,字坤仪,号了凡,为万历初嘉兴府三名家之一,是明代民间思想家,也是中国第一位具名的善书作者。他早年丧父,家境困顿,后来遇到云谷禅师指点,广积阴德,行三千善事。他是江南善举的倡导者,以身作则,带领全家节衣缩食,宣扬众善奉行。后来改变命运,得到功名富贵后,利用这些资源继续行善,并以自身成功的经历作为模范现身说法劝导他人行善。著《了凡四训》劝人行善积德,在民间有广泛而持久的影响力。袁黄的处世哲学有很强实践性,并且不忌讳功名利禄,被大众所接受,不会流于虚伪。

成书背景

个人经历

袁了凡祖辈曾因靖难之役的政治变故,受到牵连造成毁家难的结果,在此影响之下,袁了凡的祖辈看到官场政治的危险,袁家几辈人也逐渐形成良民意识,并希望以这样的意识来处世。这对袁氏一脉的传家法则造成了深刻而持久的影响。而作为良民需首先要修身成德,其次要具备不求富贵而安分守己的态度,最后还需要能够做到服从上层权利而守身。这也使宿命论的思想对袁黄影响很大,由于政治阴影与宿命论思想的影响,袁了凡也曾一度有放弃入仕的想法,将读书作为绝佳的避世手段。除去读书修身,袁家行医救人的家庭传统也对袁了凡影响深远,使他相信行医带来的功德,也使他对功德体系具有强烈的敏感性,涵养了袁了凡与人为善,劝人向善的价值观念。

时代背景

思想的转变

明前期以程朱理学为正统思想,极尽推崇而不敢逾越,没有随着时代的发展更新内容,以致于日益没落,一部分文人学者想要打破程朱理学的梏寻找新的内容。在这样的背景下,王阳明的“心学”横空出世。袁黄的父亲袁明和王阳明的交情深厚,袁了凡从小耳濡目染,受其影响,成为了“心学”的追随者。与此同时,佛儒道三教融合一时繁盛,“心学”也融合了三教合一的思想,这种思想也随着“心学”的发展成为了当时的社会思潮。“心学”的兴起也打破了程朱理学的僵化,思想界逐渐活跃起来。“心学”强调个人可以改变命运,以个人为本,自己掌握命运,冲破传统思想的禁,使人们发挥主观能动性,自强不息,努力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心学”的主张影响着明中后期整个思想界,佛儒道三教思想也成为了时代发展的潮流,在这样的环境中,袁黄也形成了自己“立命观”的独特思想。而《了凡四训》也顺应了时代潮流的发展,充分体现了儒家思想的仁爱、道教思想的功过、佛教思想的因果报应,是三教合一潮流下的产物,也体现了“心学”个人改变命运的主张。

社会风尚的转变

社会风气从早期朱元璋时期的节俭之风转化为了明中后期的奢侈之风,另一方面,明中后期传统的长幼有序、尊卑分明的等级观念被打破,导致贵贱不分、长幼无序。社会地位低下的阶层钱财富足后,想方设法的提升自己的政治地位,下层民众努力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成了很普遍的现象。在这样的前提之下,有一定资本的人想方设法追求更高的社会地位,没有资本的人被时代所遗弃。富者花钱成为更富者,特别是商人获得金钱后与士大夫阶层联姻交往,以此获取社会地位,阶层差距愈发悬殊,社会矛盾激化。一些士大夫为维持社会秩序采取了各种措施,袁黄也是其中之一,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他创作了《了凡四训》来维护社会道德秩序。

经济的转变

在明朝中叶,资本主义萌芽率先在农业成长起来,而后从农业向其他行业发展,其他行业中逐渐出现了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作坊。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统治者的物欲逐渐膨胀,朱厚照以后,朝廷以各种形式搜刮民脂民膏。当时的明朝在资本主义萌芽与封建统治产生的激烈对抗中形成了农商交困,民众怨咨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袁了凡等一批儒家学者一方面想通过著书立作维持社会平衡,另一方面作为封建官僚,他们想要维护封建统治,于是在晚明时期出现了一批劝善书,试图以这种方式缓解社会矛盾,维护封建统治,净化社会风气。

成书过程

《了凡四训》本是作者袁黄结合自身经历教训后辈所用的,并不是一套系统的理论体系,原先也不准备对外流通,后因学者周汝登对此大加推崇,极力主张对该书进行印行传播,才有了《了凡四训》的问世。明代万历三十五年(公元1607年)后,有人将袁了凡的几篇文章集册出版,明末崇祯年间出版的《阴骘录》内容就已经比较全面,与现今流传的《了凡四训》内容大体相同。清代的《丹桂籍》里面收录了袁了凡的四篇文章并将其统称为《袁了凡先生四训》。清之后称为《了凡四训》,其基本内容也被适度简化。

现存袁黄著述中的最早刻本为1601年的单刻本《省身录》,也是《了凡四训》首篇“立命之学”的原型,后来1607年的单刻本《立命篇》就已经初现《了凡四训》的雏形。1701年的和刻本《阴骘录》则已经具备了《了凡四训》的内容结构,并记录了著名的《功过格》。

主要内容

《了凡四训》分为“立命之学”“改过之法”“积善之方”“谦德之效”四个部分,其中“立命之学”阐述了人们所应树立的人生观,“改过之法”和“积善之方”则是实现“立命”的方法,“谦德之效”贯穿于“立命”“改过” “积善”的始终,是立命的前提及保证,而其中“改过之法”又是“积善之方”的前提。

立命之学

这一部分讲述袁黄从相信宿命论到学习功过格并最终获福避祸的人生经历,并且引出积善行德是获得福报的根基,求福求祸都与自己的本心有关。袁了凡强调要竭力行善,"勿以善小而不为",并努力断恶,"勿以恶小而为之",以此改变命运。

袁了凡自幼丧父,与母亲相依为命,少时袁了凡在慈云寺遇到姓孔的算命先生,孔先生对袁了凡一生的仕途发展,人生境遇都进行了预测,而之后袁了凡的人生轨迹果然如孔先生预测的那般一刻不差。这也使袁了凡相信了命运自有定数,不可强求,于是终日与世无争,听天由命,认为一切都自有命数,想什么都是枉然。直到他遇到云谷禅师,才开始改变这种想法。云谷禅师认为,命运是由我们自己创造的,福报是由我们自己求来的。袁黄向云谷禅师请教逃脱命运安排的方法,云谷禅师教给他"功过格"记善恶功过,又教授他对待命运,应当勤勉修身又要安心等待,改变命运不能一蹴而就,需要时间积累和修身积德。因为极善的人,尽管本来他的命数里注定吃苦;但是他做了极大的善事,这大善事的力量,就可以使他苦变成乐,贫贱短命,变成富贵长寿。袁了凡将云谷禅师的训导铭记于心,并在往后的生活中依照功过格每日反省,改变了过去听天由命的生活,时刻警惕,不起恶念,并用了十多年时间做了三千善事。在此期间,孔先生的预测也不再奏效,袁黄更加相信了积善行德可以改变命运。

袁了凡认为人的命运总要受到一个外在的、无法掌控的力量来支配和限制。这种命运的必然性可能会让人产生一种挫败感,但这正是告诚人们要保有敬畏之心,尊重必然之命中不可抗的管制力量,并在此基础上,合理借助道德命运的力量突破必然之命的局限。个人的道德修养是外在力量无法限制的,一定程度上命是定数,运是变数,此时正需要人的主观能动性来改变命运。袁了凡也正是在此基础上强调人们要修身积善,积极改变命运。

改过之法

该部分详细讲述了改过的方法,认为人在做善事之前先要把自己的过失改掉,改过最高的方法在于修心,让人们从事实上改,从道理上改,从心念上改。

在积善行德之前,先要改过,过不能改或者改的不够彻底,会使善不纯,功难显。改过是积善的先天条件,要行善事,需要先改正自己的错误,端正自己的心念。袁黄将改过的过程分为了改过之因和改过之法两个部分,其中改过之因为“耻畏勇”三心。

“耻之于人大矣。以其得之则圣贤,失之则禽兽耳。”一个人最为重要的就是耻心,只有知道羞耻了,才会尽量改掉自己的过失,如果不知道耻,就会失去人格,和禽兽一样。将“耻心”放在三心之首,用意深刻。

其次是“敬畏心”,“天地在上,鬼神难欺”,告诉人们就算是在暗处犯了微小的错误,天地鬼神也会把过失罪恶照的清清楚楚,因此要有畏惧之心,恭敬之意。袁黄借天地鬼神,使人们内心有畏惧的东西,这样即使是独自一人,也能恪守道德规范。

第三需要有勇心,“人不改过,多是因循退缩”,袁了凡指出,人不能改掉自身错误,大多都是拖拉和畏惧退缩的缘故,所以需要勇敢振作,绝不迟疑,这就是勇猛之心。

在改过之因后,袁了凡也论述了改过之法,即“事理心”,第一步要就事论事,从过错本身改正错误,第二步要从道理上改正,也就是从过错所违背的道理出发去改,第三步要从内心出发,探寻犯错的根本原因,从本心上去改。他强调最高明的改错是从修心下手,心中不产生妄念,自然就不会有过错产生。。

积善之方

这部分说明人们不但要改过,还要积善行德,才能消除前世的罪孽,不仅可以为自己积福添寿,还能惠及子孙后代。

这部分讲积善的办法,袁黄用十个因为积善而获得好报的例子,讲述善恶并非那么简单,辨别什么是真正的善,要从真假、端曲、阴阳、是非、偏正、半满、大小、难易八个方面进行分辨。如果只是一味做善事而不讲求做善事的道理,结果也可能适得其反,因此对于善事要进行详细分析,全面看到所作所为,明辨什么是真正值得推崇的善行。袁了凡强调,能惠及他人的才是真正的善行,他认为看重国家整体与他人利益为大善。此外,袁了凡看重内心和动机的倾向,他认为发自内心的行善是真善,虽行善事但不怀有善心的不算是真善,他看重心念和虔诚

在讲述如何分辨真正的善之后,袁黄又阐述了十种行善的途径:与人为善、爱敬存心、成人之美、劝人为善、救人危急、兴建大利、舍财作福、护持正法、敬重尊长、爱惜物命。袁了凡的为善十纲要,实际上是“内圣外王”之道的实现,同时也是一个通向至善的历程。该部分全面地阐述了积善行德的方法,揭示了积善不只要存善心,还要身体力行。

谦德之效

这部分阐述人在社会做人做事最好的方法就是谦虚,谦虚的人可以获得福报,说明谦虚的好处,谦德的用处。

这部分讲述了自满就会受到损害,自谦就会受到益处,待人接物最重要的就是谦虚,要能接纳别人,成就别人。袁黄结合自身经历,又讲述了数个故事证明了谦虚的重要性。袁了凡先后列举五人,都有“一段谦光可掬”,正是因为他们的谦德,他们在举业路上都有所斩获,收到谦德带来的收益。若是谦让不争、谦逊待人、虚心听取别人意见、谦虚沉稳、能够知错就改,一定可以感动天地,造福自我。还指出了人应该立定志向,不忘谦虚,与人方便,要存善心善念,行善行善事,这样命运和福报就可以自己做主了。袁了凡的“谦德之效”,以“效”利诱大众保有谦德,有利于教化大众。

主题思想

《了凡四训》阐述了“立命”“改过”“谦德”三个方面的思想。该书强调内心世界的道德性和人的主观能动性,倡导通过行善积德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倡导人们应该牢牢把握能被个体所支配的命运,认为提高个体道德修养能够带来命运和处境的改变,他将修心作为最高的道德标准来要求自己和世人,劝世人行善积德,改变命运。对于立命思想的实践,袁黄强调“改过”和“发愿”两个方面,要敢于暴露自己的错误,寻求外界的监督,以激励自己改正行为上的错误。其次,发愿是对未来修身方式的规划,是改过的继续和延伸。改过和发愿分别侧重于内省和展望,两种方式相辅相成,构成了改变命运的具体方法。

而对于改过的具体方法,袁了凡认为改过从事情本身上改治标不治本,不能彻底根除。而是应该从情理上改,追根究底,探寻做错事的根本原因,从根本上避免再次犯错。袁了凡强调改过最好的方法是修心,使心清净,一旦心生妄念就立即去除,心不乱,也就不会犯下过失。

《了凡四训》中还引用易经中的谦德之理,强调谦虚的重要性。书中的《谦德之效》更是通篇论述谦虚处世的重要性。袁黄认为为人处世要谦虚、谦恭、谦让,这样既可以惠及他人,也可以为自己带来福报。袁了凡强调“满招损,谦受益”,处世需常怀谦德,才会有好的结果。

艺术特色

内容上

家训与善书二合一

《了凡四训》不仅是一部家训,还是一本有名的劝善书,在社会上广泛传播,极具社会影响力。该书产生于一个家训发展异常繁荣的时期,袁了凡更是将自己的生平所得及数十年的阅历与经验都融合于这四训当中。作为家训,以教家立范为宗旨,袁了凡将子孙的道德修养置于突出地位加以强调,又现身说法,教给子孙安身立命之学,教导他们积善行德,修身养性,能够有所作为。其次,这本书是亲情感化与榜样示范的结合,袁黄以一个父亲、一个长辈的身份出发,爱之深,教之切,循循善诱,关怀备至,没有通篇的大道理,而是以亲身经历,句句恳切。没有规定人生的若干教条,而是通过叙事启发心灵,也使《了凡四训》更加容易感染世人。传统家训大都有“经世致用”的要求,对道理的可操作性有一定要求,而书中的教诫正符合这一点,语言通俗易懂,准则细致,易于践行,辅以实例,并给出具体实践方法。尤其是在“积善”篇中所举的例子都是真实的,所以更具有劝服力,也更切合实际,有一定实效性。《了凡四训》作为家训,对子孙后代的道德教育意义重大。而它的主旨又在于劝人积善行德,强调因果报应,也反映了一定的社会问题,与当时的社会矛盾密切相关。《了凡四训》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维持社会秩序的作用,强调个人内心的道德标准,制约世人的行为。作为善书,该书主要由自身向外扩展出去,从自身的道德修养到家庭的伦理规范到社会的伦理道德,以个人经历劝人行善,积极改变命运。《了凡四训》作为家训被传承下来,作为善书被传播出去,直至今日,都是一本历久弥新的生活方式手册。

融合三教思想

佛教

《了凡四训》主张因果报应论,认为人所犯下的罪恶和过错可在佛前忏悔以进行自新与更改,并且秉持积善行德、乐善好施的观念,倡导修习功过格和准提咒,《了凡四训》是紧密围绕佛教的因果学说展开的,其中袁黄列举了大量例子论证了“因果循环,报应不爽”的道理,以此劝诫人们从善积德。书中分析了因果学说的具体表现,为后来探讨安身立命之道作了铺垫。佛教缘起论认为色心不二,“因”“缘”不可分割,世间种种都是因缘和合而成,都要受因缘变换的制约,任何事物都离不开外部条件,没有常住的事物。因此,袁了凡认为当信徒诚心诚意弃恶从善时,就改变了因缘条件,命运也就随之改变。袁黄将佛教的因缘理论运用到对命运的理解上,相信命运是可以改变的,并且以此劝诫世人积极改变命运。在后文改过之法的论述中,他吸收了佛教以“自心”为世界本源的宇宙本体论,认为如果不对自己的本心进行反省,只徒然向外部的客观世界去探求,只会同时失去内外两方面。他认为我们的内心是本来清净的,我们消除妄念就能认识到本来干净的样子,他融合了佛教中“无念为宗”的概念,强调人们应该摒弃妄念,修身行善。最后,《了凡四训》还融合了佛教“发愿”的修行方式,以发愿的方式使世人产生一种内在的精神动力自我鞭策,努力修行,积德行善。袁黄也根据佛教普度众生的利他观念,重新辨析了传统的“义”与“利”,对儒家的传统道德内涵进行了重构。

儒家

袁了凡虽然精通佛教思想,但作为科举士人,袁了凡在价值取向上更多的偏向儒家思想,凸显了应当自己掌握命运,自强不息,要通过帮助他人来实现人生价值的理念。与强调六道轮回的佛家思想不同的是,《了凡四训》更注重现世、今生的行善,体现出了注重今生功业善果的特点。《了凡四训》作为训子家训,本身就体现了儒家“齐家”的道德观念,带有浓厚的儒家传统价值观,书中文字也大都先引儒家经典然后再用其他两家学说。《了凡四训》中的个人决定命运这一立命思想与孟子的思想相合,“立命”的概念也与儒家思想相通,但袁了凡又基于自身经历给其添了一分来源于实践的独特看法。其次《了凡四训》中的修心也与儒家的“荀子·修身”异曲同工,讲求个人应当注重道德修养,以修性养德的方式改变命运。《了凡四训》中也体现出了儒家“积极入仕,兼济天下”的精神,积善之方中的敬重尊长也体现了儒家的“三纲五常”思想,此外,袁了凡也受儒家思想影响,强调“爱物惜命”。

道家

袁黄相信所作所为的报应都会延续到子孙后代,正是道家中的“传承”学说。此外,袁了凡早期对于“宿命论”的笃信,也很大程度上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而《了凡四训》中的功过格,即个人每日记录自己的善行和恶行,功多的人受到福报,过多的人受到惩罚,通过记录功过从而自我监督的方法也起源于道家。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他认为一个人的善恶功过自有神明洞察,所以任何偶然的横祸和福禄都是功过报应的必然体现。而且袁了凡的主张也体现出道家的通过加强自身修养,提高品行来改变世界的观念。受道家思想熏陶,袁黄对于改变自身命运,流露出一种参透生命的感悟,在伦理价值上具有超越性。

道德哲学世俗化

晚明政治的混乱、风气的恶化使许多文人都纷纷从各种角度提倡道德、思考道德,而《了凡四训》的道德教化方式更为独特,面对大众、强调实效。《了凡四训》中的伦理思想,是一种道德哲学的世俗化,是由纯粹的道德转为世俗的道德。《了凡四训》中的道德与功利相结合,倾向于功利化与顺应世俗,以功利目标作为劝人行善的手段,强调积善行德带来福报、子孙绵延,带有强烈功利主义色彩。此外,《了凡四训》注重行善的实效,也体现出世俗对于功利的追求。不同于以往儒家强调的纯粹的道德,《了凡四训》中的宗教思想和立命观念,体现出晚明时期的精英儒家思想的发展开始倾向于世俗化和功利化。所倡导的世俗道德也更趋近于大众的认知,更容易被大众所接受,覆盖阶层更为广泛,更容易达到劝人行善的目的。

形式上

第一人称叙事

中国传统家训作品很少采用第一人称叙事手法,其训导者的形象往往隐藏在作品背后,文中的人物形象并不明显。而《了凡四训》大胆采用了第一人称的叙事手法,将个人经历和成功经验都融合在自身故事里,使教导变得质朴通俗,也使家训变得更加鲜活。

充分运用对话形式

《了凡四训》中真实记录了几个不同个体之间的对话场景,将道理融入人物对话,调动了读者的求知欲,也使人们有身临其境的感觉,使教导效果更加显著,教育方式更加活泼。此外,运用对话形式叙述也可以突出人物形象,使人物更加真实可知,简化了文章的演进形式,突出了文章的主要内容。

作品影响

中国影响

历史影响

《了凡四训》在当时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袁黄的思想更是影响到了社会的各个阶层,有许多朝廷官员和平常百姓受他影响开始行善积德。许多人被他的正气和教化所感染,甚至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政通人和的局面。他的劝善思想在江南地区颇为流传,这也促使江南民间慈善事业得以蓬勃发展。他的劝善书促进了嘉善同善会的成立,也促使之后江南地区出现大批善会、善堂等民间团体,打开了明末至清初慈善事业的新局面。同时,由于袁了凡并不流于空谈,而是结合自身经历劝人行善。该书所表现出的伦理思想也就更加容易被大众接受,这为当时百姓的道德塑造做出了很大贡献。

后世影响

《了凡四训》作为明代家训文学的典范,成书后也得到了众多名人的推荐,比如曾国藩就曾因此书改号为“涤生”(意为洗涤心灵,获得新生)。民国初年,黄智海先生推出了白话注解版的《了凡四训》,在民间广为流传。民国四大高僧之一的印光法师,也希望以袁黄改造命运的真实经历,激励世人积极改命、虔心向善。近代教育家蒋维乔也认为该书大大改善了自己的浮躁气质。台湾省教育专家郑石岩也认为,《了凡四训》有益于完善学生的心理建设。

世界影响

有“中国善书研究第一人”之称的日本学者酒井忠夫,高度称赞了《了凡四训》之于善书研究的重要价值,在其著作中,用极大的篇幅阐述了袁黄的思想。作为“日本经营之圣”的稻盛和夫也非常认可袁了凡的立命馆大学观,多次盛赞此书,认为它是人生智慧之书,将其作为指导人生与管理企业的重要参考。日本著名汉学家安冈正笃也认为,日本天皇及首相等执政者,应将《了凡四训》作为治国宝典详加研究。

争议

《了凡四训》中的某些观点有其局限性。袁黄在讲述过程中,为作品蒙上了些许宗教神秘色彩,将行善动力归于大众对善恶因果及天地鬼神的信仰,这就使道德的自律性转化为了他律性,影响了道德的自觉性与内在性。而书中的一些观念也导致人们将行善作为一种追逐名利的手段,这就背离了为善的初心,对于“功可折过”的论述也容易滋长人们作恶后的侥幸心理。对于《了凡四训》虽然很大一部分人认为它有利于社会秩序的确立,但仍然有很多知名儒者,他们认为功过格所鼓励的行善是为了个人的私利,而不是发自内心的想要去行善,不能称之为真正的行善。也因此,很多人认为功过格有害人心,学者刘宗周甚至认为,一旦按照《功过格》中所说善恶功过可以相抵相消,很容易落入功利一途。

衍生创作

《了凡四训》被多次改编成电影、电视剧。作为一部中华传统道德教典,该片于奥地利帝国的第32届易本希国际电影节荣获银奖。2006年,由中国台湾省的台湾了凡弘法学会出品,黄能新导演的电影版也于中国大陆上映,影片旨在通过立德扬善的故事使观众认识到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后来又由游本昌导演历经两年时间制作为电视连续剧于中国大陆上映。与《了凡四训》相关的无声读物与影视剧有汉语英语粤语越南语日语等多种语言,影响广泛而深远。

相关人物

云谷禅师

云谷禅师祖籍浙江省嘉善县胥山镇,俗姓怀,生于朱祐樘弘治十三年(公元1500年),法号“法会”,又号“云谷”。他自幼出家,投于本乡大云寺一个老和尚座下,十九岁的时候决计到各地去参访佛学知识。后来云谷禅师来到南京,因不喜欢南京报恩寺人多芜杂,就到栖霞寺修行。在千佛岭下,盖了一间小茅棚住下,整天不出山。有一次棚屋被盗,云谷禅师不仅没有将盗贼送往官府,还让他随意取一些需要的东西,以此来感化盗贼。云谷禅师将毕生感悟讲给了袁黄,袁了凡又将这些一一写在《省身录》里流传于世,因而云谷禅师所授的功过格(自己善恶功过来自我约束的修养办法),也一度广为流传。

参考资料

袁了凡:修身积善 四训教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2025-03-04

了凡四训.豆瓣读书.2025-03-04

了凡四训正版详解注音版白话文浅释新解原文读本全文原版中华经典书局小中学生读本全集原版全译注释无删.微信读书.2025-03-04

了凡四训-立命之学(一):一切福田,不离方寸.凤凰网文化.2025-03-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