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
《春》，巴金所作长篇小说，“激流三部曲”之二，《家》的续篇、《秋》的前篇。1936年连载于《文季月刊》，1938年由上海开明书店初版。
《春》描写了两个年轻女子蕙和淑英的命运。她们都在封建大家庭中长大，都遭到了包办婚姻枷锁的威胁，但却因各自对待生活的不同态度而有不同的结局：蕙不满婚事却不敢违抗父亲的意志，在苦闷中嫁入夫家郁郁而终；淑英经历了一段时期的忧郁消沉，之后重振精神，坚持充实自己的生活、锻炼能力，最后在觉民和琴的帮助下逃出高家、奔向新生活。《春》是“以一个女子为主人公的《家》”，继续讲述了“一个正在崩坏中的资产阶级的大家庭底全部悲欢离合的历史”。揭示出在时代洪流的冲击下，封建家族宗法制必将消亡的历史发展趋势，也鼓励着青年男女走向新生活。
《春》作为“激流三部曲”之二，反映了在新文化运动背景下，一代青年人的痛苦、彷徨、苦闷与觉醒、奋起、追求，表现了新的人的思考在中国土地上的诞生，在初版后就获得广泛的传播与影响力，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中描绘新旧交替时代的一幅杰出的社会生活的插图。截至2018年6月28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秋》累计印数290万册，在法国等国家均有译本出版，影响了几代人的精神世界。
成书背景
时代背景
五四运动后，中国社会激剧动荡、中国家庭日趋崩溃，民主主义的文化思想运动兴起，青年们向革命道上迈进，进行自由恋爱、逃婚等，又摇动着家庭的礼教传统——家的破除与国的现代转型密切相关，家庭革命迫在眉睫。巴金本人也说过：“我们是五四运动的产儿，是被五四运动的年轻英雄们所唤醒、所教育的一代人。”因此巴金感召于社会救亡的使命，痛恨着剥削人、压迫人的制度，热爱着真诚纯洁的男女青年，主张反抗家庭，又运用了彼得·克鲁泡特金“家即社会”的理论，以家庭为社会的缩影创作“激流”三部曲，以高家反映时代与社会的动态变化。《〈激流〉总序》写道：“在这里我所欲展示给读者的乃是描写过去十多年的一幅图画，自然这里只有生活底一部分，但已经可以看见那一股由爱与恨，欢乐与受苦所组织成的生活之激流是如何地在动荡了。”
从1937年淞沪战争爆发到1941年12月，上海的租界区形成一个日军管制外的特殊“孤岛”，包括巴金在内的一批文化人在此以各自的写作造就了特殊的“孤岛文学”。巴金便在此期间分别完成了《春》《秋》两部长篇小说的创作。在写作之余，巴金常常在霞飞路散步，经常接触到青年学生的“充满朝气的年轻面孔”，受到感召也更多地写到与之相关的内容，因此《春》相比与《家》更多地展现了青年人的力量和对他们的温暖鼓舞。
个人背景
巴金（1904-2005），原名李尧棠，字芾甘。现代文学家、翻译家、出版家，“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中国现代文坛的巨匠。巴金出身于四川成都的一个封建地主家庭，“在二三十个所谓‘上等人’和二三十个所谓‘下等人’中间”度过童年。1914年母亲的病逝与1917年父亲的病故是他人生中的一大激变。父亲的死“使这个富裕的大家庭变成了一个专制的大王国”，在和平友爱的表面下仇恨的倾轧和斗争丛生，在陈旧的专制家庭观念以及长辈威权的压迫下，巴金看到了底层人民乃至自己兄弟姐妹挣扎、受苦以至死亡，并逐渐将目光转向社会，由家庭的专制而联想到社会的腐朽。
1931-1933年，巴金完成《家》（原名《激流》）的创作出版，以自身家庭为原型创造出了高家大家庭以及觉新三兄弟等人物。1935年，巴金结束日本游学归国，开始酝酿《春》的创作，于1936年开始连载，1938年完成出版。
巴金在《家》（初版）的后记中拟出了自己下一部的写作设想，即安排主人翁从家庭走进社会里面去了。此外巴金曾在《收获》杂志上发表《谈\u003c春\u003e》，提到《春》的创作灵感来自于巴金在日本时从一个四川姑娘口中听到的经历，创作思路上，《春》实际上是“以一个女子为主人公的《家》。另一方面，巴金选择在与人合编的《文季月刊》上连载这篇小说也是因为当时复杂的社会环境和严格的图书报刊审查制度，想要用“淑英”这一深闺小姐的人物设定，去骗过“审査老爷”的眼睛。
出版历史
1936年上海市《文季月刊》开始连载《春》，原题名为《春（激流之二）：“家”底续篇》，连载十章后因刊物停刊中止，1937年巴金继续写作，1938年2月完成第一部并校样交付上海开明书店，之后继续第二部的创作，正式排印出版。后1953年由平明出版社重印，为平明版。195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据平明版重印，之后在1958年编选出版《巴金文集》时，由巴金本人对小说进行了大幅度修改，即为文集本。1980年巴金最后一次修改《春》，改得极少，只是删去一些字句。1982年四川人民出版社据文集本出版选集本。最后，198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以选集本为底本，出版《巴金全集》，即为定本。
据巴金在《关于〈激流＞》中所说：“《春》和《秋》都只改了一次，就是编辑《文集》时1958年的修改，改动不算太小，还增加了新的章节，《春》也由一、二部合并成一部。”
内容情节
觉慧逃出家庭后获得了自由，在上海不断成长，成为了具备承担命运力量的新式青年，以通信的形式与兄长等人保持联系。但在觉慧身后，高家大家庭的悲剧还在一幕幕上演。觉新、觉民兄弟的继母周氏的娘家人来到成都市，要为周氏兄长的女儿、觉新兄弟的表妹蕙完婚。蕙端庄稳重又多愁善感，她的父亲周伯涛顽固守旧又刚愎自用，不顾妻子母亲的反对，在蕙小时候就为了面子许给丑陋又荒淫的郑家孙少爷郑国光。蕙不喜欢这门婚事，夜里躲在被窝里偷偷哭泣，但还是不敢对父亲有所反抗，最后哭着上了花轿嫁入郑家。觉新在蕙身上看到梅与的影子，还收到了蕙隐晦表达情意的书签，却没有能力也没有勇气改变她的命运，只能为她帮忙准备出嫁，连想去和蕙谈话都没有时间。这时，觉新的爱子海臣得了脑膜炎不幸病死，他对生活更加没有了信心。觉民与琴则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并鼓励家中的弟妹走出家庭。
在冯乐山的撮合下，三房的克明为了维持家族联系，想要将女儿淑英嫁给陈克家的二儿子陈文治，可陈文治也是个跟郑国光一样的纨绔子弟，甚至已经和家中的丫鬟生过一个孩子。淑英在心中十分痛恨冯乐山，更不愿意接受他做媒的这桩婚事。五房的克定和沈氏因为丫鬟喜儿吵架扭打，沈氏虽然委屈但也没有办法，家中这些不幸的婚姻更加重了淑英对婚姻自由的渴望。淑英极力想挣脱不幸的命运，在绝望中甚至想过效仿鸣凤去死，但还是不甘心接受命运摆布，坚持阅读外国小说和学习各种新知识，还偷偷去茶馆喝茶、去戏院看戏，尝试探索外面的世界。高觉民与琴支持着淑英，决心帮助她脱离家庭，去上海市找觉慧。
蕙完婚后过着不幸的生活，所有人都看出了郑国光性格的古怪和对蕙的慢待，然而周伯涛还是对女婿一力夸赞，对女儿句句训诫。在这种痛苦的生活中，蕙很快就患病，经中医诊治也未见好，因为婆家不肯请西医，父亲又不愿插手、冷漠旁观，最后耽误了医治，默默地死去，她的弟弟也同样因为周伯涛主导的婚姻悲剧英年早逝。觉新见证了蕙的患病死亡，中间提出请西医治疗遭到拒绝，最后第一个发现了蕙的去世，蕙的丈夫郑国光却连丧事也要请他帮忙而不愿亲自操办。种种刺激使觉新开始支持觉民等人的计划，而淑英目睹了蕙婚后的悲剧也更下决心、不愿意走她的老路。最终，淑英在觉民等的帮助下，在谈婚论嫁的前夕逃出高家，被护送到了上海市投奔觉慧。在《春》的结尾，觉新等人收到她从上海的来信，信中倾吐了她获得自由后的幸福，而克明也在临终前原谅了淑英，允许她回家探亲。
人物角色
淑英
三房克明的女儿。小说开头的她因为无法反抗父亲安排的婚姻而沉静忧郁。她的慰藉来自于兄弟姐妹的聚谈和一些西洋小说的译本、几份新出的杂志。她的内心渴望自由，羡慕书里能够自由支配命运的勇敢女子，但又敏感软弱，整天胡思乱想，无端地自寻烦恼。刚开始，她同觉新一样，将所有的问题归结于环境的压迫，悲观绝望，现出了死去的梅的神态和鸣凤的思想，向着悲剧的倾向去了。在看到大家庭里充满倾轧、闹剧百出，父亲冷漠残忍、不可理喻，她对于家渐渐失望，而琴和觉民又给了她希望。他们时刻点醒鼓励她，带她去利群周报的聚会和话剧演出，使她终于觉醒，具备了逃出家庭寻求新的生活的勇气，最终投奔上海市的觉慧，获得新的生活。
蕙
觉新兄弟继母周氏哥哥的女儿，是觉新觉民的表姐妹。蕙她端庄美丽，有着忧郁的气质，总是眉尖微蹙，眼角挂着一丝愁思。蕙有一个顽固而无情的父亲和一个软弱而无主见的母亲，她的亲事从小被父亲定下，对方相貌丑陋、人品不好、脾气也坏，但为了父亲的面子不肯退掉。出嫁后在婆家受虐待，回到母家又受冷遇，在两边规矩的束缚下备感压抑，一直在忍受痛苦，精神上受到折磨和压抑却只能逆来顺受，在心中怀有对觉新的情愫却不能表明，只能通过转交书签隐晦地传达。在自己无力改变的现实面前，蕙丧失了生活的基本热情和信心，想象、幻梦、希望、憧憬都破碎了，只能充满厌倦地一天天挨着日子，即使生病不能得到及时的治疗，最后悲惨地死去；死后灵柩还久久得不到安葬。
觉新
高家的长房子孙，在《家》中写到他死了妻子，《春》中又失去了儿子。软弱矛盾的性格使他既幻想改变摧残人生的旧势力，又在旧礼教面前唯唯诺诺，奉行“作揖主义”与“无抵抗主义”，无法化解现实生活和理想的矛盾，渴望别人的理解却又因自己的懦弱只能受到嘲笑。他具有办事的能力，但却不能真正实行自己的想法。喜欢上了表妹蕙，却无法把她从悲惨的命运中救出，只能忙着帮她操办婚事与丧事，目睹她婚后的不幸生活却无能为力、只能妥协，眼睁睁看着蕙死去，最后在刺激下终于转变态度，支持觉民的计划、帮助淑英逃离家庭。
觉民
觉新的二弟，琴的恋人，家庭的第二个过激派，参加了“利群周报社”的活动，完全走上了“叛逆”的道路。他和淑英一样憎恨着假仁假义的冯乐山，与琴一起帮助淑英反抗父辈安排的婚姻，帮助淑英出逃。
琴
原名张蕴华，觉新姑妈的女儿，觉民的恋人。自幼丧父，在母亲的开明教育下得到了宽松的成长环境。她阅读新书、办报集会，接受新思想，出入公共场合，认为自己的事情应该由自己决定，要求独立自由，主张男女平等。虽然在旧家庭里难免沾惹一些旧的东西，有时也不够果断勇敢，但她却是先于她的姐妹对旧家庭的压迫和女性命运的悲剧发出质疑和反抗，支持帮助淑英逃离旧家庭、走向新生活。
淑华
高家三小姐，长房的女儿。心直口快、爱说爱笑，有着强烈的反抗精神和战斗欲望，同时也天真稚嫩。她的爽朗快乐极具感染力，常常能够带来一些明朗的气息，调节某些场合中的忧郁气氛。她自己并没有什么明确的理想，也没有拥护什么新的或旧的主张，但她对于一切都有自己的看法和是非，依据着自己本能的正义来判断着一切。喜欢拿高觉民与琴打趣。同时也经常和亲哥哥觉民、堂弟弟觉英拌嘴皮子。同时她也有做姐姐的责任感，对觉英顽劣的性子很不满，时常斥责他。
觉慧
觉新、觉民的三弟，接受新思想的启蒙式人物。从离开家庭走向社会以后，《春》中的觉慧就未曾出面而仅仅存在于同兄弟姐妹的书信来往里了。这时觉慧成为一个向着自由勇敢斗争的楷模和符号，成为黑暗家庭中一颗高挂的启明星。
克明
高家第二代长子，高老太爷的继承人。受过开化举止正派却又像所有的家长一样严厉专断。在个人品行上不同于其他同辈的败家，有自己坚守的理想信念与正直准则，但也无法挽救早已腐朽而分崩离析的大家庭，终于在高家“木落叶黄”之际带着凄凉的无可奈何离开了人世。在冯乐山的促成下安排了淑英与陈克家的婚事，不允许女儿有所反抗，但在临死前还是原谅了叛逃家庭的淑英，允许她回家探亲。
周伯涛
觉新觉民继母周氏的哥哥，蕙的父亲。周老太太评价周伯涛，“不通情理，只知道天天讲旧学，从未做过正经事，只靠着父亲留下来的钱过着舒服的日子”。顽固守旧、刚愎自用，实行大家长的权威，实际上又毫无能力，只靠着父亲留下的钱财过着舒服日子。主导了儿女的婚姻悲剧，一味听信女婿，为其“才华”迷惑，对郑家虐待女儿蕙的行为却置若罔闻蕙生病后也迟迟不愿插手治疗；被冯家“世代书香”的虚名震慑，听任儿媳妇冯乐山的侄孙女发脾气耍威风，一味屈从退让；不听别人劝告一意孤行，最终儿女俱亡。
主题思想
对封建家庭的揭露与控诉
在《春》之前，《家》真实地反映了新旧时代转型期社会文化心理的嬗变和家族宗法制的瓦解，描绘了新生力量的成长壮大，艺术地揭示出在时代洪流的冲击下，封建家族宗法制必将消亡的历史发展趋势。
《春》延续了《家》的这一主题并进行发展，在高家之外增加了对周家、郑家、冯家等的描写，更广泛地揭露了所谓书香绅之家的虚伪、堕落和无耻以及他们对人的压迫和剥削。通过描写高家克安、克定的荒唐行径、周家周伯涛的顽固愚蠢、冯家冯乐山的假仁假义，《春》否定了封建大家长的合理性，揭露了他们至尊专横、压制青年、残害奴婢、自私自利的真实面目；通过描写蕙的抑郁而终、淑英在家中的压抑绝望，以青年女性作为弱势群体的代表，为她们的悲惨命运发出控诉与反抗，显示了封建家庭与传统礼教对他们的残酷；而郑国光、陈文治、克安克定兄弟乃至觉英、觉群、觉世几个小辈花天酒地、恣情纵欲的生活更与他们形成了对比，以子孙的堕落昭示了家庭衰落灭亡的必然命运。
青年的觉醒与反抗
《春》既是《家》的续篇，也是巴金对纯洁青年的献礼，着重突出对积极力量的鼓励。因此，相对于其前作《家》，《春》在情节设置上更突出了青年的力量，如觉慧在上海引领家中同辈反抗家庭压迫，淑英经历各种困难仍坚持积极反抗命运，高觉民与琴在家中暗中协助淑英等人的斗争，即使是三兄弟中最为软弱保守的觉新，也在历经了蕙的去世的打击后转变了态度，他们的故事都体现了青年的觉醒、团结与力量，寄托了巴金对青年的殷切希望与鼓励。
艺术特色
循环叙事
《家》以类似成长小说的模式写了高觉慧离开家庭、进入社会的生活轨迹，但作为续篇的《春》没有循续写离家（乡）的青年一代进入社会（入群）的成长史，而且更加自觉、自在地讲述了高家深院内的日常悲欢和戏剧性冲突，却最终讲述了一个以空间场域结构为主的庭院深深的家里的故事。《家》继承、扩大了鲁迅“铁屋子”的意象，将“家”作为禁的象征，《春》则扩展了觉慧、高觉民、觉新兄弟和他们的亲友游玩的后花园，增添了一份青春朝气。
受了爱弥尔·左拉《卢贡·马加尔家族》系列性长篇小说影响，巴金把《春》以及之后的《秋》写成了几乎全部由墙内的循环往复的场景、不同场景内的情景剧和事件的细部描写组成类似《红楼梦》的空间叙事，其主线则还是年轻的一代继续受难，继续被迫害致死“家”里的悲剧。在人物上，大家族制女性牺牲品的梅与蕙、被家庭束缚的年轻男性继承人觉新与玫少爷、具有反抗精神的觉慧、觉民、琴、淑英、淑华都呈现出彼此印证的复调特征，以人物故事的循环往复印证了时代趋势与家庭悲剧的走向和延续。《春》的情节展开比《家》来得迂缓，和《秋》一起，讲述了比《家》更加深化的大家族的矛盾。
虚实交互
在《文学生活五十年》中巴金曾坦言过自己写作只思考一个问题，即怎样写作才能做一个更好的人，让人生活得更好，对读者有帮助，对社会、对人民有贡献。而创作方法、表现手法和技巧之类，则从未考虑过。受此影响，巴金小说中往往渗透着鲜明的作者意识，并由此导向了对现实经验与文学虚构之间进行边界弥合的努力，包括频繁的序跋阐释、三部曲的形式采用，这些都在《春》中有所体现，如《家》后记中对《春》的介绍、《谈\u003c春\u003e》等文对《春》的创作解释，使小说的真实性明显增强，也大大拉近了作者的现实经验与文本故事之间的距离。此外《春》中存在着巴金与读者的交流互动，如觉慧的书信进入小说形成文类的杂，使读者的封闭式阅读模式被推翻，叙事者与作家、读者之间的对话和沟通成为现实。又如巴金与年仅十七岁的山西省中学生赵黛莉女士谈论《春》的故事情节，提示道“淑英会有自己的春天”，受此影响安排了淑英挣脱牢笼的最终结局，作者和读者的交互也因此介入了作品的创作过程。
除了文本形式上的修饰，在《春》文本内部的情景设置上，小说情节与其发生场景的关系也往往相对单纯，并不存在过分复杂的画面描绘与情景变换。与《家》的浪漫主义激情相比，《春》更多些自然主义的琐碎与详细情节之真实性，从中可以清晰地体察出伊凡·屠格涅夫、列夫·托尔斯泰、赫尔岑的影响，最天然地展现着小说的思想美、感情美、人格美，呈现出真诚自然、浑然天成的特色。在情景的纯粹与真实之外，巴金也常常通过描写梦境来挖掘人物的潜意识，构建与情景现实并存的虚拟世界，通过意象化空间场景来展现精神分裂症，通过安排叙事节奏来深化思想主对读者题，在家庭琐事、人物意识的刻画中自然而然地推动场景的转换。
作品评价
中国社科院中国文化系主任李存光：《春》是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社会变动的一份珍贵的艺术记录。作为向封建势力讨还血债的檄文和鼓舞青年掌握自己命运的号角，它对于20世纪30、40年代许多知识青年冲出旧家庭的藩篱，走向革命，起到启蒙的作用，激动着许多中国的和外国的青年的心。
日本作家江健三郎评价《家》《春》《秋》是亚洲最为宏大的三部曲。
著名文学理论家徐中玉认为，“激流三部曲”对于五四以后一般觉悟的小市民的知识青年对封建势力反抗的描写上，在对于当时一般的市民大家庭生活崩坏的描写上，虽然在根上还存在着若干缺点，可是大体上却是相当成功的。
中山大学教授艾晓明把长达一百多万字的《激流》（1931-1940）同时形容为“巴金对于‘五四’以后年轻中国的时代生活激情的思索，是呈现给一代人的史诗性长篇”。
作品影响
本土影响
“激流三部曲”反映了在新文化运动背景下，一代青年人的痛苦、彷徨、苦闷与觉醒、奋起、追求，表现了新的人的思考在中国土地上的诞生，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中描绘新旧交替时代的一幅杰出的社会生活的插图。
民国期间，巴金的影响相当可观，他的《家》《春》《秋》在社会的辐射力超出一般的作家，几乎达到家喻户晓的地步。以控诉封建家庭、封建制度的罪恶为主旨的《激流三部曲》，具有强烈的战斗意义曾激动了几代青年读者的心灵。据人民文学出版社于2018年6月28日召开的“巴金作品《家》《春》《秋》维权通报会”资料显示，截至当时，《春》累计印数290万册。
2021年，神舟十三号航天员乘组朗读巴金的《激流三部曲》总序，被称为“从远方传来的诗意”。
世界影响
1954年，巴金走访苏联，到场契诃夫逝世50周年纪念活动，正式进入俄罗斯汉学家和文学翻译的研究视野；1957年，苏联国家出版社出版巴金《春》等作品，印制9000份。
20世纪80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专门为《家》《春》《秋》制作了特装本，作为礼品赠送给法国前总统密特朗等外国友人。1983年，《春》的法译本由旅法华人学者黄育顺翻译、由法国弗拉玛利翁出版社出版。
英语世界中存在将巴金的《春》等家庭小说与类似题材英文小说进行平行研究的作品，如肖明翰的《威廉·福克纳与巴金作品中上层家庭的衰败》对福克纳和巴金的小说中对上层家庭衰败的描写进行了比较分析，认为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押沙龙，押沙龙!》等和巴金的《家》《春》《秋》等作品都在讲述上层社会家庭的没落。
衍生作品
“激流三部曲”是中国影视改编史上最突出的现代文学作品之一。从20世纪40年代的上海电影，到50年代的香港电影，“激流三部曲”多次被银幕改编。
就电视剧而言，有香港特别行政区“丽的电视”1982年制作的《家春秋》，内地在1987年也推出了《家春秋》。
就电影改编而言，“激流三部曲”的创作主要集中于两个时期，包括20世纪40年代的上海，以及50年代的香港与上海。1934年，作为杨小仲编导的“激流三部曲”之《春》《秋》进入改编计划，1942年9月上映。1953—1957年间，“中联”连续推出吴回导演的《家》（1953）、李晨风执导的《春》（1953）、秦剑拍摄的《秋》（1954）。《春》配上越南语后在内地重映，并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颁发的“1949至55年优秀影片荣誉奖”。
参考资料
巴金“激流三部曲”层出不穷，人文社表示忍无可忍.中国作家网.2023-04-12
用知识点亮浩瀚星空.中国作家网.2023-0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