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霸(泛指祸害乡村的恶势力)

“村霸”，是对农村一些流氓恶势力的通俗用语，一般指利用家族宗族势力或暴力手段横行乡里、称霸一方欺压残害百姓的黑恶势力分子。

“村霸”分为流氓型“村霸”和黑社会型“村霸”。有危害农民群众利益、有组织、有固定成员，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等特征。此外，“村霸”还可能有从事“黄、赌、毒”活动等。村霸行为严重影响了基层的和谐稳定，‌拉低了基层群众的安全感和幸福感。‌

2017年1月，中央纪委七次全会强调，加大对“村霸”和宗族恶势力的整治，决不允许其横行乡里、欺压百姓，侵蚀基层政权。1月1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关于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依法惩治“村霸”和宗族恶势力犯罪积极维护农村和谐稳定的意见》，强调各级检察机关要坚决依法惩治“村霸”和宗族恶势力刑事犯罪，突出打击为“村霸”和宗族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的职务犯罪。随后，中国持续加大对“村霸”等黑恶势力的整治。2023年，中国公安机关持续深入推进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共打掉涉黑恶犯罪组织1900余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万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2.9万余起。

产生背景

政策背景

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的实行，农民从集体耕种转向家庭生产。土地激励制度的建立让农民成为独立的经济主体，更加积极地从事农业生产活动。一些农民因为辛勤劳动而走上发家致富的道路。然而，部分村民心理失衡，不惜使用非法的手段达到迅速致富的目的。这是“村霸”形成的经济原因。

产生原因

农村黑恶势力之所以形成并得以发展，部分由于外来不良文化的示范效应和我国农村有些地方落后的文化教育造成。西方不良文化，尤其是充斥暴力、色情的腐朽文化，经由各种传播载体和路径大量传给国内受众，起到教唆、鼓动、示范的作用，成为黑恶势力犯罪的‘驱动剂’。同时，几千年封建历史使帮会思想、江湖绿林义气在部分人心目中根深蒂固，这种本土文化糟粕容易进化为中西犯罪文化的‘结合点’或‘触发媒’。以强烈的反社会性和拉帮结伙为内核的游民文化往往表现为中国传统思想意识中最黑暗、最野蛮的一面。

其次是农村社会控制不足，归纳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1是农村基层党组织对农村社会的控制和动员能力下降或是基层政权弱化；2是管理不力，包括市场管理脱节、管理缺失、管理不严等方面；3是对黑恶势力打击不力，主要表现为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具有一定的隐蔽性以及执法部门由于情报不足、财力紧张、沟通协作不到位、“保护伞”等方面的原因而出现惩处不力；4是村民自治缺少司法机关张力介入监督。

此外，中国部分农村经济发展落后，教育水平跟不上，产业发展不足，许多适龄青年无书可读、无业可就，很容易蹚入“村霸”浑水。此类人员存量较多，且处于无业游民和成为“村霸”的边缘；不仅如此，还存在个别基层组织人员为“村霸”充当保护“保护伞”的行为。“村霸”肆无忌惮，横行乡里，称霸一方，很多时候是因为“上头有人”；另外，中国一些地方基层“两委”班子选举制度不健全、不透明，“村霸”拉票、贿选，或为当选“两委”而拉拢成气候的“村霸”、宗族势力，从而沦为其欺行霸市的爪牙。

最后，有些中国基层组织弱化，作为民间纠纷第一道防线的村调解委员会、治保会等面对矛盾纠纷不愿管、不敢管；而一些村民法治观念淡薄，面对不法侵害多数选择忍气吞声，助长了“村霸”和宗族恶势力的嚣张气焰，同时也造成中国执法、司法部门无从了解相关犯罪行径，无从查办和治理。

表现特征

1、横行乡里，称霸一方，严重干扰破坏村民正常生产生活秩序的；

2、无事生非、无理取闹、打架斗殴、聚众闹事，危害农民群众利益，群众不敢惹、乡村干部不敢管的；

3、倚强凌弱、强拿强要、强买强卖，欺行霸市或坐地纳贡、结伙哄抢的；

4、有组织、有纪律、有固定成员，进行违法犯罪活动，扰乱和危害农村社会治安秩序，严重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

5、对乡村干部不满，寻衅滋事、无理取闹，或者依仗其家族、亲属势力或利用其物质财富操纵农村基层组织选举的；

6、诬告陷害，利用热点难点、矛盾纠纷煽动群众，操纵闹事，破坏农村安定团结的；

7、受雇于人、充当打手，残害无辜的。

犯罪形式

（一）妨碍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破坏基层选举，渗透基层政权，捞取政治资本等，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威信及其在群众心目中的形象，激化了人民群众与基层党组织和基层政府的矛盾。

（二）采用非法手段参与社会利益的再分配，从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走私､非法经营､非法使用兴奋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影响农村市场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一些农村黑恶势力采取打砸抢、聚众斗殴、寻衅滋事等手段争夺和划分势力范围，暗中参与社会利益的再分配，在短期内聚敛大量不义之财，为其继续违法犯罪、称霸一方打下经济基础。一些农村黑恶势力非法收费，欺行霸市，还有一些农村黑恶势力以黑护商，搞“地下经济”，非法经营。此外，黑恶势力还有从事“黄、赌、毒”活动等。

“村霸”分类

“村霸”分为流氓型“村霸”和黑社会型“村霸”。流氓型“村霸”主要以暴力和威胁方式为主，其犯罪程度较低，犯罪行为具有较强的随意性和盲目性；相反，黑社会型“村霸”组织严密，分工明确，犯罪活动目的性较强，一般以控制村镇企业和相关产业的方式来谋求经济利益。

村霸事件

干部违纪

1、农安县烧锅镇革新村党支部书记李元喜，滥用职权、肆意妄为，与村会计郑某合谋，将本村征地补偿款25.4万元挪借他人未还，制作虚假票据骗取征地补偿款9.5万元，其中个人侵占7.2万元；横行乡里，欺压百姓，指使及伙同他人殴打多名村民致伤。李元喜受到开除党籍处分，司法机关已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2、农安县烧锅镇新立村党支部书记李光，利用职权，借负责村里修建温室大棚招投标之机，指使其亲戚李某借资质参与投标，又找两名村民冒充其他公司参与投标，使李某顺利中标，李光从中获利156.9万元；为使自家经营的养殖场得到养殖小区奖补资金，向烧锅镇畜牧站站长李某行贿5万元；向有关人员行贿，沟通串联，变更其父李元喜雇凶殴打村民行为性质，使其父得到从轻处罚。李光受到开除党籍处分，司法机关已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3、长东北开放开发先导区（长德新区）五家子村村委会主任夏配喜，获悉某成品油管线将要施工后，抢建大棚，违规获利23.7万元；利用职权，先后冒用2名村民名义，虚报套取土地征用补偿款21万元；在为两家养殖场联系使用政府扶持资金过程中，强行索要回扣12.2万元。夏配喜受到开除党籍处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4、长东北开放开发先导区（长德新区）干务海村村委会主任郭晓东，利用职权，以村委会名义出具虚假证明，伙同其亲属骗取新区管委会征收鱼塘补偿款10.5万元。郭晓东受到开除党籍处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5、空港经济开发区杨家岗村党支部书记李井贵，独断专行、以权谋私，在未召开村两委会议、村民代表大会的情况下，擅自占用集体预留宅基地、村路、壕沟建设养殖场，并在空港开发区土地征收中，侵占土地补偿款38.8万元；伙同他人冒名领取村民征地补偿款48.7万元，其中个人侵占24.4万元。李井贵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6、九台区龙嘉镇双阳村党支部书记赫彦令，利用职权，隐瞒事实，侵占集体耕地1.67公顷长达12年。赫彦令受到开除党籍处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7、郭家镇东岗村党总支书记孔祥忠，利用职权，隐瞒自己承包村机动地已经退耕还林的事实，骗取国家粮食直补款和综合直补款3.1万元。孔祥忠受到开除党籍处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社会案件

陈某乾案

自2004年以来，被告人陈某乾通过找来黑社会性质组织摆场威胁、拉帮结派、买票贿选等方式，扶持相关代言人，控制广州市白云区石马村第六经济联社相关的土地、工程流转。他担任村委干部后，又利用手中权力组织代言人通过围标、串标，控制村内建设工程等方式侵占集体利益，逐渐形成了有组织，有经济来源，把持基层政权的黑社会性质组织。该组织利用组织影响和势力，霸占村委要职，通过聚众斗殴、故意伤害、放火等手段打压异己，逐步蚕食并把控石马村的经济命脉，把控石马村内的水费、电费收支，控制石马六社的土地、厂房建设工程流转，造成村民集体财产一千三百五十余万元被侵吞的恶劣后果。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审理后，以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伤害罪、放火罪、聚众斗殴罪等罪名，判处陈某乾有期徒刑二十五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3200万元，罚金人民币215万元，分别判处其于8人有期徒刑八年六个月至一年四个月不等。

黄某合案

2002年，黄某合为阻止黄某文连任城区某街道社区小组长，组织被告人黄某槌等多人持工具到选举现场，公然暴力抢票，造成多人受伤，社会影响恶劣。2005年至2019年间，黄某合为把持基层政权，通过宗族宗亲关系请吃请喝、购买选票等非法手段，安排亲信进入选举委员会、担任村民代表，拉拢村组干部，顺利连续五届当选汕尾市某社区居委会主任、副主任，实现了对社区基层政权的控制。黄某合以宗族宗亲及职务身份为纽带，逐步形成以黄某合为组织、领导者，以黄某块等为积极参加者的黑社会性质组织。该组织实施了聚众斗殴、寻衅滋事、强迫交易、故意毁坏财物、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等一系列违法犯罪行为，达到谋取基层群众自治组织职务、打击异己、侵吞集体资产、获取非法利益等目的，在城区某街道一带造成重大影响，严重破坏了当地的经济、社会生活秩序。

法院以被告人黄某合犯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聚众斗殴罪，寻衅滋事罪等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十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830万元，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其他24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十二年至两年三个月不等，并处相应的财产刑。对各被告人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聚敛的财产及其孳息、收益，依法予以追缴、没收。

刘某强案

刘某强于2011年3月当选为湘桥区某村党支部书记、村民委员会主任，通过操纵选举、安插亲信，逐步控制某村委会。之后，刘某强与刘某歆等人在某镇辖区内多次实施强迫交易、非法拘禁等，逐渐形成以刘某强为首、被告人刘某鑫为积极参加者的黑社会性质组织。该组织控制村集体资源，多次有组织地实施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寻衅滋事、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等违法犯罪活动，阻挠、拒不配合当地政府部门工作，干扰国家机关工作秩序，致使政府多项工作难以在该村正常开展，并致群众利益遭受侵害，严重扰乱了当地正常的经济、社会生活秩序。

法院以被告人刘某强犯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罪，非法倒卖土地使用权罪等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九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其他14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八年至一年六个月不等，并处相应的财产刑。对各被告人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聚敛的财产及其孳息、收益，依法予以追缴、没收。

林某杰案

1995以来，林某杰以宗亲、姻亲关系为基础形成宗族势力，纠合不法人员以及社会闲散人员，通过共同实施违法犯罪行为，逐步形成以被告人林某杰、钟某丽为组织、领导者，骨干成员相对固定，人数众多、分工较为清晰的黑社会性质组织。该组织先后在廉江市某镇、博白县某镇及周边地区实施了绑架、寻衅滋事、敲诈勒索、强迫交易、非法拘禁、妨害公务等违法犯罪活动20余起，动辄聚众打砸、伤害无辜、侵占财产，公然蔑视法律，对当地群众形成了严重的心理强制和威慑，严重破坏了当地的社会管理秩序和经济秩序。

法院以被告人林某杰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等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15万元，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以被告人钟某丽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等罪，数罪并罚，决定判处有期徒刑二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65万元，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其他46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十三年至十个月不等，并处以相应的财产刑；对各被告人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聚敛的财产及其孳息、收益，依法予以追缴、没收。

陈海涛案

陈海涛，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镇五间房村村民，从2004年到2007年，陈海涛先后5次因聚众赌博被公安机关依法拘留；1998年，还曾因犯诈骗罪被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法院判处拘役三个月。黑恶势力为了称霸乡村、鱼肉乡里，通常会不择手段地染指基层政权。依靠开设赌局和暴力追债，陈海涛成为了村里的有钱人，同时也豢养和组建起了一个不法团伙。

有钱有势的陈海涛，逐渐不再满足于只当一个团伙的老大，他要当五间房村的村支书。但是，一心想当村党支部书记的陈海涛，当时连最基本的条件都不具备，他不是共产党员。在时任长阳镇西场村党支部书记邢某的帮助下，陈海涛伪造了虚假入党材料，通过异地入党的方式，摇身一变，成为了一名正式党员。黑恶之徒勾结权力，“假党员”当上了村支书。

2010年至2017年，陈海涛在北京市房山区、丰台区及河北省等地非法占用土地600多亩，违规承揽惠农工程，多次组织他人赴澳门、缅甸赌场赌博。2019年5月28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陈海涛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作出一审判决，以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等14项罪名判处陈海涛有期徒刑2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张建国案

在舞阳县孟寨镇澧河村，原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张健国是个妇孺皆知的“名人”，号称“皇帝”，其知名度建立在他为非作歹榨取村民利益上。2013年6月13日，澧河村100多名愤怒的群众集体到县政府上访，拉开了查办张健国严重违纪问题的序幕。

2013年12月，舞阳县纪委给予张健国开除党籍处分，并将其涉嫌违法问题移交司法机关处理。2014年12月，舞阳县人民法院一审判处张健国有期徒刑17年，并处罚金25万元。张健国任村干部初期，热心为群众办事，工作积极主动，很快将澧河村由一个“脏、乱、差”村变成基础设施完善、各项工作靠前的“明星村”。但随着个人欲望的膨胀，他为群众服务的热情没有了，俨然一副“官老爷”架势，常常以势压人，索要他人钱财，动辄打骂群众。

2013年7月，调查组掌握了张健国一定的违纪事实后，决定与他见面谈话。据调查组查实的情况，2003至2012年间，张健国伙同其弟弟张建芳先后6次打骂本村村民；两次借故敲诈他人现金6万元，而被其打骂及敲诈的村民，慑于其淫威，多数选择了忍气吞声，不敢报警。2005年，时任村委会主任的张健国因工作与时任村党支部书记的柴某意见不一致，张健国竟然在村“两委”会上公然将柴某打伤。在澧河村，不仅村“两委”的大小事张健国要说了算，连群众家办个红白喜事都要“先踩他家的门边”，经他点头同意，不然不足以显示他的威风。张健国本族的一个叔叔，家里要办丧事，出于对张健国的“尊敬”，去其家给其“汇报”。

2006年，孟寨镇进行小城镇开发建设，紧邻镇区的澧河村规划出售本村门面地皮96间。张健国绕过党员群众的监督，不仅自己吃拿卡要，对其追捧支持者，地皮款或少要或不要，使集体少收入48万元，自己则直接占用7.4万元用于个人开支。就在他接受组织调查的前一个月，上级补偿给澧河村建设供水厂租地款10.4万元，他直接将补偿款转至自己账户，用于个人开支。

2006年11月，张健国私自代表澧河村，将本村117亩土地以每亩每年80元的低价承包给其本人在内的三个人。为了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他又动起“歪脑筋”，私自将该土地折算为80亩，其他两名承包人每人出资14万元，而其本人在一分钱未交的情况下，还动用村里3万元对土地进行平整。2008年，张健国三人以100万元的价格，将该土地进行转包。短短两年，他“空手套白狼”，直接获利40万元。

2014年7月，舞阳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张健国一案，而被告席上，其他4名村干部赫然在列，全部成为被告，他们涉嫌的罪名均为敲诈勒索。经查，2008年10月，张健国指使澧河村村组干部及个别村民，以舞阳县某建筑公司建筑项目占用村土地为由，采取阻工等手段，敲诈建筑公司5万元。2014年12月，舞阳县法院以敲诈勒索罪一审判处4名被告两年到两年零三个月不等有期徒刑。

孟玲芬案

河北定州市泉邱二村原村主任孟玲芬，她因殴打记者出了名，被网友称为“最牛村主任”。自2012年以来，孟玲芬利用泉邱二村村干部身份，组织其丈夫、儿子、弟弟、外甥等家族成员，并纠集社会人员，采用暴力及恐吓手段，进行寻衅滋事、破坏生产经营、滥伐林木、敲诈勒索、非法占用农用地、诈骗、职务侵占等多种违法犯罪活动，逐步形成了以孟玲芬为首的恶势力犯罪团伙，在当地造成恶劣影响。

举例：孟玲芬以一村民未交土地承包费为由，租赁铲车铲毁其种植的树木，之后以同样的名义再次雇人砍毁多种树苗。当该村民向媒体求助后，记者、摄像师到该地了解情况，在地里录完像后打算采访村支书时遭到孟玲芬带人围堵，除抢夺记者的设备、手机外还殴打记者，甚至向记者泼洒农药。事情发生后定州市大辛庄镇党委对其作出停职反省的决定，并立案调查。

2016年11月10日,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判决,孟玲芬因寻衅滋事罪、职务侵占罪、诈骗罪、敲诈勒索等,数罪并罚,被执行有期徒刑20年。目前,整个宗族恶势力也被有关部门连根铲除。

如何整治

1、加强中国检察、纪检监察、公安、社会综治的协作配合力度，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手软，尤其要突出打击为其充当“保护伞”的职务犯罪；

2、发挥检察职能，配合中国纪检监察、组织人事部门和换届选举机构共同维护好“两委”换届工作秩序，积极有效预防各类干扰、操纵和破坏换届选举的职务犯罪，杜绝“村霸”和宗族恶势力操纵选举；

3、加强中国基层组织建设，健全村调解委员会、治保会、地方武装等组织，壮大农村社会治安力量；

4、深入开展普法教育，增强农民群众法制观念，促进其自觉运用法律武器来维权。

整治过程

2021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持续防范和整治“村霸”问题的意见》，指出要从组织上推动形成防范和整治“村霸”问题长效机制，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创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

2022年1月25日，公安部部署全国公安机关服务保障“三农”工作。会议要求，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排查化解农村地区矛盾纠纷。要保持对“村霸”等农村黑恶势力的严打高压态势，依法打击黑恶势力干扰破坏村“两委”换届选举活动，严防黑恶势力渗透农村基层政权。要惩处农村地区严重暴力犯罪和侵害农村妇女儿童的违法犯罪，严厉打击制售假劣农资、破坏耕地资源和破坏农村环境资源保护犯罪活动，深入推进打击长江流域非法捕捞犯罪专项行动，持续打击长江非法采砂犯罪。

为防止黑恶势力向基层组织渗透，2022年5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第十二条对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换届选举中的联审机制作出了规定，明确民政部门应当会同监察机关、公安机关等有关部门，对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的候选人资格进行审查，发现因实施有组织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及时作出处理。

2023年，全国公安机关持续深入推进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共打掉涉黑恶犯罪组织1900余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万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2.9万余起。

2024年2月3日，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发布，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3日发布，这是第12个指导“三农”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学习运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提出，健全农村扫黑除恶常态化机制，持续防范和整治“村霸”，依法打击农村宗族黑恶势力及其“保护伞”，持续开展打击整治农村赌博违法犯罪专项行动，加强电信网络诈骗宣传防范。

社会影响

村霸和宗族恶势力的存在，‌对基层社会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他们通过贿赂、‌暴力、‌威胁等手段操纵农村“两委”换届选举，‌或者利用宗族势力、‌政治资源、‌黑恶团伙、‌金钱利益为纽带，‌实施违法犯罪行为，‌侵害百姓利益。‌这些行为不仅严重影响了农民群众的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还成为了影响农村平安和谐稳定的“毒瘤”。‌例如，‌一些村霸通过收取卫生费、‌场地费、‌租金等手段，‌甚至经营赌场牟取暴利，‌暴力护赌，‌严重破坏了村庄的和谐稳定和群众的安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