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刘彻实行的封建思想统治政策。刘盈四年（前191年）废除《挟书律》，进一步促使诸子学说复苏，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比较活跃，其中儒、道两家影响较大。
介绍
儒术是什么。用现在的语言翻译，归纳一下，就是以下三个原则：
第一，就是禁止竞争原则。所谓禁止竞争原则就是儒术中所说的“仁”、“恕”。这一原则禁止任何形式的竞争行为，包括战争、掠夺、诉讼、经商、甚至人口流动等等，并鼓吹无原则地保护弱者。因此中国人一直以“生不
入官门”和“锄强扶弱”等行为为荣。自然法则是留优汰劣，而这一原则直接的结果就是留劣汰优，并由此衍生出“明哲保身”哲学、“枪打出头鸟”哲学、“不开第一枪”哲学、“不到最后不抵抗”、“不患贫而患不均”哲学等。因而强者很难在中国生存，就算偶尔能活下来也会给冠以“暴君”、“枭雄”的恶名，绝不会成为大家学习的榜样。如果发生利益冲突要发动战争，还要出师有名，非得挂上“仁义”的牌子才能出手。这玩意搞到登峰造极，就出了个大混蛋宋襄公。那中国人为什么要选择这种违反自然规律的道德标准呢？答案很简单：既然中国人一开始得到的东西就是最好的，就没有必要去改变。祖宗之法不可变，也没必要变。中国人需要的只是维持现状的秩序，禁止竞争原则体现的就是这种秩序。那好，既然肥得滴油的中国不存在“生存空间”的问题，科技不科技、教育不教育也就无所谓了，大家最好“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不要胡思乱想。中华民族既然无需为生存而奋斗，那精力都用在什么地方呢？都在搞审美方面的东西了，诗词歌赋、琴棋书画、雕刻、刺绣、礼仪、建筑、以及其它文学创作等等，都搞得很高档。这些东西成了中国高度文明的象征，也是我们现在唯一拿得出手的东西。我们常说的“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劳动人民的勤劳智慧结晶”也就是指这些东西。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连饮食也成了文化，发展到现在已到了近乎变态的程度，黄金、蚂蚁小虫、甚至泥土、树皮，啥都能搞来吃，还要色香味俱全，吃法有生吞活剥、火烧泥包，无奇不有。反观美国，到现在还停留在用叉叉著肉烧熟来吃的水平，跟原始人差不多，要追上我们至少要２０００年以上的时间。但可惜的是，在自然界残酷的生存竞争中，这些东西都不顶用。要知道，古埃及人、古印度人的文明程度都很高，真要灭亡了，谁也救不了。搞清楚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发明了发射药却拿来做鞭炮烟花娱乐，而欧洲人却用火药来做枪炮；中国人发明了指南针却用来看风水，而欧洲人却用指南针来航海等等不好理解的问题。用这个道理拿来套一套中国的“大锅饭”问题、“国企”问题、“中国足球”问题等，那也是一通百通。
第二，就是道德挂帅原则。这一原则就是制定一套高不可攀的、无人做得到的道德标准（看看２４
孝的标准就知道），说这是圣人定的，然后叫大家按标准执行，反正向圣人靠拢准没错。而且，以后评判一个人的价值就用这一套，至于这个人的实际贡献和能力就只能作为参考了。中国人选择这一原则的原因和为什么选择第一条原则一样，因为如果先考虑贡献和能力，就很容易引发竞争行为，对现有的秩序造成冲击。如果将道德标准定得太低，人人都能做得到，那就没法评判一个人价值的高低了，也不行。这一原则对中国发展历程造成很大影响，主要有两点：首先，中国人变得虚伪，在公共场合一般都不说实话，并养成了搞形式主义的恶习。因为标准太高，根本无法执行，那就只能在别人面前做门面工夫，背地里就只能实际点了。比如说尽孝，２４孝那种搞法办不了，咋办？只好用摆大寿或风光大葬的办法，在那些场合表演孝道。这一点到现在还是这样，搞一个高大全，号召全国学习，达不了标的也要达标，办法自己想。其次，中国人变得不切实际，并养成了自虐的习惯。既然是道德挂帅，当然是人人追求德高望重，人人都要以德服人，只有一技之长的只能算是下等人了。举例说，在一个企业里面，有两个人的工作成绩都差不多，但其中一个人经常抱病加班，直到不支吐血给送进医院，那么毫无疑问，受到肯定的就是这个家伙，因为他“表现好”。根本没有人意识到是不是他的工作能力有问题。这就是自虐意识，不管绩效如何，也不管有没有必要，废寝忘食总没错。这种意识到了极至，就发生了宁让自己的老百姓饿死，也要把粮食送给别人吃的事情，而可悲的是大部分中国人都同意这样做，可悲呀——仅仅是想表现一下中国人是多么的道德高尚。把这一点搞清楚了，对中国为什么不索赔、打赢了也要赶快往回跑等很多问题也就有了答案。比如说邓世昌的问题，他得到“民族英雄”的称号和一个烈女得到“贞节牌坊”的道理是一样的：在这里，考虑的不是他打沉了多少条日本军舰，也不是考虑他是否力挽狂澜扭转战局，更不是考虑到他为国民争夺到多少利益，而是考虑他在打败时有没有“成仁”（自杀的也算），平时有没有经常说“我要保家卫国”之类合符标准的话。因此，历史上很多真正的英雄就变成了“枭雄”、“奸雄”、“风流人物”。比如说刘彻，横扫北方匈奴，掠地千里，杀敌无数，中国在他的领导下国势日盛，经梅荣，创造了历史上？见的“中兴”局面？可这样的人只捞到个“风流人物”的说法。不过也好，没说他是“暴君”、“杀人犯”，算是客气。另一个统一六国的秦始皇就惨了，他是第一个意识到儒术毒性的中国领导人。他用了最极端的办法——“焚书坑儒”，只保留有实用价值的学术书籍，但他最后还是失败了，原因是他找不到另外一种令大多数中国人都接受的信仰来代替儒术。也是国情害了他，很不幸地，秦始皇成了后世大儒们的例行攻击对象，“暴君”之名是跑不掉的了。
第三，就是血统原则。这个原则容易理解，就是儒术强调的“君权”、“父权”、“宗亲”。这一原则主要应用在生产关系方面。生产关系就是生产资料归谁所有、产品如何分配、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等问题。这些关系都由宗族、派阀等血统关系来决定。虽然可以通过农民战争等手段改朝换代，但是由血统来决定生产关系的原则不能改变。换句话说，只要新政权仍实行儒术三原则，中国人就会确认政权的正统性，谁不这么搞，就会立即遭到群殴。中国人认同这一原则的原因和上两条原则一样：“国情”！就算是现在，我们也可以看到血统原则在现实生活中各个层面的应用：“关系网”、“人情网”、以及等级森严人际关系等。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也会反作用于生产力，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常识。只要以\'国情\'为根基的儒术仍然主宰著中国人的价值体系，中国生产关系的实质就不会改变，就会长期束缚生产力的发展，大多数中国人仍会拒绝竞争，厌恶竞争。看看现在大多数中国人对“下岗”和“入世”的看法，再看看“中国电信集团”的横蛮，就会明白为什么中国人会如此抗拒引入竞争机制，就会明白为什么国企改革这么难。如果大多数中国人仍然以“与世无争”、“知足常乐”这种颓废的、自虐式的哲学作为人生观，中国就没有希望。
总结一下，中国之所以落后，就是因为中国相对封闭而又十分富裕的地理环境。虽然这一环境同时又是令到中华文明发展初期领先其他文明的原因，但是它滋长了儒术这种愚昧保守的文化基因，从而令中国人的精神日渐堕落、麻木不仁，最后沦为“东亚病夫”，被其他文明抛到后面。
取代道家
汉初，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经济上实行轻徭薄赋。在思想上，主张清静无为和刑名之学的黄老学说受到重视。刘彻即位时，从政治上和经济上进一步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已成为封建统治者的迫切需要。主张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已不能满足上述政治需要，更与汉武帝的好大喜功相抵触；而儒家的春秋大一统思想，仁义思想和君臣伦理观念显然与武帝时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相适应。于是，在思想领域，儒家终于取代了道家的统治地位。
巩固思想
建元元年（前140年）武帝继位后，丞相卫绾奏言：“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子、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得到刘彻的同意。太尉窦婴、丞相田蚡还荐举儒生王臧为郎中令，赵绾为御史大夫，褒扬儒术，贬斥道家，鼓动武帝实行政治改革，甚至建议不向窦太后奏事。窦太后对此不满，于建元二年罢逐王臧、赵，太尉、丞相也因此被免职。建元六年，窦太后死，儒家势力再度崛起。元光元年（前134年）武帝召集各地贤良方正文学之士到长安，亲自策问。董仲舒在对策中指出，春秋大一统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现在师异道，人异论，百家之宗旨各不相同，使统治思想不一致，法制数变，百家无所适从。他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使并地。”董仲舒指出的适应政治上大一统的思想统治政策，很受刘彻赏识。儒术完全成为封建王朝的统治思想，而道家等诸子学说则在政治上遭到贬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