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胄
甲胄(armor)是头盔和铠甲的合称,也被称为盔甲,是古代战争中将士使用的防护装具。
甲胄在中国起源于史前,原始的甲胄,都以皮革、藤木等非金属材料制作。夏商至秦朝以皮甲居于主导地位;汉代至宋元时期,铁甲居于主导地位;到了明清时期,绵甲兴起,甲胄趋向轻型化。欧洲最早的甲胄出现于公元前1450年左右的迈锡尼,到了罗马时代改由披挂式的铠甲,12世纪前后,出现了锁子甲和锁子铠;13世纪中晚期,鳞片甲问世;14世纪时,金属重板甲开始受到青睐;15世纪初到16世纪中叶,欧洲战争中的骑士和步兵都必须身着的盔甲。由于火器的传播,盔甲从16世纪中叶在欧洲逐渐失去了其军用价值。19世纪晚期,中国古代甲胄退出了战争舞台。
作战时武士们披戴甲胄,是为了在与敌人交锋时免遭或减轻伤害。其具备增加防御能力、提高生存能力、改变战术等作用。对甲胄历史的研究,有利于对相关的科技史、军事史、文化史等研究提供帮助。
历史沿革
中国
起源阶段
甲胄起源于史前,原始的甲胄,都以皮革、藤木等非金属材料制作。甲是特殊的衣服,其成形直接受衣服发展的影响,只有当人们懂得将衣服制成套头式或开襟式以后,才能够将甲也制成相应的形状。远古的胄,则可能与早期武士的头饰,以及武舞面具,存在某种联系。
皮甲时期
夏商至秦朝是以皮甲居于主导地位的时期。在夏商周时期,曾以青铜制作甲胄或甲胄的部件,但铜甲的制造和使用始终比较有限,远不如皮甲流行。随着皮甲制造技术的进步,到了春秋时期甲胄以皮甲为主导的情况更加明显。到了东周时期,以铜制甲(包括制胄和甲胄上的铜件)在中原地区更少见了。而皮甲的制造在东周时期臻于成熟,东周皮甲有人甲和马甲(用以保护战车驾马)两大类,都已经不是简单的整片皮甲,而普遍是用许多甲片以丝带编连而成,甲胄的结构远较前代复杂,形成了一套规范的制甲工艺。东周制甲主要用牛皮,其次用犀、兕之皮,通常为“七属”、“六属”和“五属”(即7~5排甲片)。随着皮甲制造技术的进步,以皮甲为主导的状况在春秋时期更趋强化。战国中晚期,以铁制甲逐渐增多,但直至秦朝,皮甲仍居于主导地位。
铁甲时期
汉代至宋元时期,铁甲居于主导地位,铁甲是在继承传统皮甲形式的基础上起步的。汉朝建立后,由于冶铁业的大发展和冶铁炼钢技术的进步,铁制甲迅速发展起来,到刘彻时期,军队已经大量装备铁甲。夏商以来主要使用皮甲的状况,特别是东周时期盛用皮革而罕用金属制甲的传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铁甲取代了皮甲,成为军队的主要护体装备和甲胄发展的重点。中国早期铁甲继承了东周皮甲札、旅相续的基本形式,其发展的主要方向是甲片越来越小型化,至汉代甚而出现了极其精细的鱼鳞甲。甲片小型化可以减小单个甲片的受力面积,有利于增强甲胄的抗打击力,同时使铠甲相对柔软化,更利于人体活动。精细铁鱼鳞甲的出现,标志着中国甲胄甲片的小型化有了飞跃性的进展,达到了一个高峰。铁甲片的基本成型工艺——锻打,成熟、确立于汉代,此后2000来年一直没有大的改变。
在东汉末年,甲胄出现了新品种:两当铠、明光铠、锁子甲。此后逐渐发展流行起来,成为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时期最有代表性的铠甲。两当铠系由一片胸甲和一片背甲在肩上用革带前后扣连而成,穿着时再于腰间扎带。因其形状和当时服饰中的柄裆衫相似而得名。它与秦汉甚至更早的一些形制较简单的铠甲有一定的渊源关系,汉魏之际趋于定形,至南北朝而流行。南北朝晚期,两当铠逐渐衰落,终在唐代消亡。明光铠,因其前胸和后背都设有左右两面金属圆护,很像镜子,在太阳照射下可发出明光,故而得名。南北朝时期,这种铠甲非常盛行。在唐代,明光铠是最受重视的铠甲,
《唐六典》将之列于各种铠甲之首。唐末,明光铠渐不流行。至北宋,《武经总要》著录的甲胄中已无此名目。锁子甲即锁子甲。这种铠甲由细金属环互相套扣构成,每个环一般与另四个环相套扣,形如连锁,因而得名,具有轻软坚密的特点。汉魏时期,由西方已传入中国,主要在新疆地区有较多使用。随着中原地区掌握了锁子甲的制造技术,使用渐多,但除新疆、西藏自治区等地外,始终不是铠甲的主要形式。
这个时期甲胄结构上的新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铠甲的防护面扩大,加强了对下身的保护,上、下身趋向分体:上为甲身(含胸甲和背甲),连有披膊或筒形袖,有的还带盆领;下为膝裙(也称腿裙),长可及膝甚至过膝,一般左右分片。南北朝时期,膝裙日益普及;到了隋唐时期,铠甲带裙已成普遍现象。膝裙的普及,标志着中国古代甲胄在结构上已经完备。这种结构自隋唐以后,直至宋元明清,保持了长期的稳定,是晚期中国甲胄的基本特点。
元朝崛起于北方草原,其军队以游牧骑兵为主,所用甲胄表现出一些新特点。在13世纪初,蒙古族还是落后的游牧民族,地不产铁,缺少铁兵器,矢用骨镞,甲胄也主要是皮质的。后来向金和西夏买铁,开始自己制造铁兵器,又随着征服地域的扩大,铁料渐多,铁兵器的生产规模越来越大,也越来越多地用铁甲片来加强皮甲。因此,蒙古军较多使用皮甲和铁、皮复合甲,是一大特点。蒙古军的大举西征,进一步密切了东、西方关系,受此影响,蒙古军也较多使用来自西方的锁子甲。但在蒙古军征服汉地,特别是孛儿只斤·忽必烈建立元朝、灭亡南宋之后,完全继承了原先中原王朝的兵器制造业,也承袭了中原地区的兵器制造技术。因此,元朝军队的甲胄,主流上逐渐与中原的传统趋向一致,铁甲胄的普及以及对中原铁甲胄结构、形式的承袭,是其突出的体现。自北宋以来,辽、西夏、金等北方民族政权,其军队甲胄的发展,也大体上呈现出与蒙元军队甲胄发展相类似的轨迹。
轻型化时期
到了明清时期,火器及其在战争中的使用有了较大发展,传统的铁甲难以抵御火器,越来越显得笨重累赘,使用渐少,绵甲代之而起,甲胄趋向轻型化。绵甲以布为表里,内装棉花制成,出现于宋元时期,明清时期得到了流行普及。明代李盘《金汤借箸十二筹》一书中详尽记述了绵甲的制作方法:用棉花7斤,布盛如夹袄,用粗棉线横直逐行缝紧,再放入水中浸透,取出后铺在地上用脚踹实,以不膨胀为度,晒干就可使用。由于以棉花踹实制成,可以有效地防御主要靠霰弹杀伤的早期火器。而且,绵甲远比铁甲轻便柔软,利于活动,也不会像铁甲那样因潮湿而锈蚀。因此,在明清时期,军队装备的铁甲逐渐减少,绵甲逐渐增多,特别是到了清代,军队大多装备绵甲。满族八旗,以甲胄服色相区别,其制式甲胄就是绵甲,甲上钉有成排的金属圆钉,起加固和装饰的作用。
明清时期,尽管火器有了较大发展,但直到19世纪中叶,中国还没有完成从古代兵器向火器的过渡,一直处于冷兵器和火器并用的阶段。在这个时期,铁质和皮质的甲胄仍有使用,特别是在明朝,还有较多使用。其基本的结构形式,则保持了唐宋以来的传统。
古代甲胄终结时期
19世纪60年代,清朝政府鉴于两次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的沉痛教训,开始建立近代军事工业,仿造西方近代枪炮,并采取购买和仿制并举的方针,改善清军的装备。19世纪晚期,随着近代枪炮的大量装备,以及新式军队的编练,清军终于实现了向火器时代的转变,从而结束了中国战争史上火器与古代兵器并用的阶段。中国古代甲胄至此退出了战争舞台。
欧洲
欧洲最早的甲胄出现于公元前1450年左右的迈锡尼,当时的头盔还采用了猪牙作装饰。到了罗马时代,像迈锡尼式全身披挂的青铜铠甲由于不便活动,所以改由披挂式的铠甲,如古罗马时代著名的战甲,徒步作战时使用的罗锐卡甲(lorica,拉丁语)虽然主要材料也是青铜,但却是由几块不同形状的青铜拼起来,包住肩和躯体四周等部位,手与足一般都露在外面。这种铠甲既提高了坚固防御的基本特点,同时又大大改进了铠甲的灵巧性和轻便性。
8世纪至10世纪法兰克士兵的铠甲要么是皮甲,要么就把一些零碎的圆形、菱形或小方形的金属片缝在皮革或厚布上,护住从脖子到大腿的躯干部分。分块组合的甲胄经过相当长时间的使用和发展演变后,到了12世纪前后,欧洲出现了锁子甲和锁子铠。锁子甲可以有效防护弓箭、刀剑等利器,但它的弱点也很明显——柔软,倘若遭遇打击武器的猛劈力砸,穿着锁子甲的战士通常难以幸免,而这在战场上无疑是必须设法改进的软肋。
13世纪中晚期,铠甲显现出明显的变化,新式的“鳞片甲”问世。鳞片甲被视作最初的板状甲的改进,只是原先装甲块为皮制,现改为铁片,而原先关节处的内衬为亚麻,现在改为锁网。14世纪时,当工匠们改良工艺,能够制造出更复杂、组合能力更强的盔甲时,坚硬的金属重板甲开始受到青睐。重板甲是用具有一定厚度的铁板或者钢板,根据每位骑士身体每个部位的形状和尺寸,量身打造而成的。佩戴者的前后胸部都以大块甲片保护,躯干的其他部位以及四肢和主要关节也都用整块厚重的钢铠包裹,同时配以头盔。中世纪的头盔总是由包含顶部的主体、两侧及后面的护翼以及环状甲这三部分组成。
15世纪,用重板铠甲装备起来的骑士团成为全欧洲的唯一模式。不论在德国、意大利,还是在法国、西班牙,骑士的装甲几乎看不出任何区别。为了能使自己在战场上能够一眼被认出来,通常会在头盔上绣上纹章。15世纪初到16世纪中叶,战争中的绝对主角一度是骑士和步兵都必须身着的盔甲。在盔甲的装备下,不仅骑士们穿上了一层金属外衣,连马也用马铠(身)和马面甲(头)保护了起来。16世纪中叶,由于火器的传播,盔甲在欧洲逐渐失去了其军用价值。相反,它的象征意义却在逐渐提升。贵族们并不只在战斗时穿戴盔甲,更多的则是在宗教典礼或游行时使用。于是,盔甲成为骑士地位的象征和家族威望的代名词。
分类
按材质分类
根据中国甲胄曾经采用过的材质,甲胄可分为石甲、骨甲、皮甲、青铜甲、铁甲、竹甲、木甲、纸甲、布甲、棉甲等,其中皮甲、铁甲、棉甲三种甲胄在中国古代运用最多,最具实战价值,最具代表性。
皮甲:皮甲具有造价低廉、质地坚韧、易于加工、原材料获取便利等特点,在中国甲胄史上时间跨度最广。从商朝直到清代,中国军队中都有皮甲的身影,使用规模以商、周、秦、汉、元为最。
铁甲:铁铠甲具有出色的可加工性与防护能力,发端于战国时期,从汉朝开始在甲胄装备史上占据了绝对的统治地位。中国铁甲制作精良,工艺完备,随着时代发展演变出了札甲、明光甲、鱼鳞甲、山纹甲、锁子甲等代表性形制,配件也逐渐增加,其工艺水平在宋明时期达到顶峰。
棉甲:棉甲也叫布面甲,在中国宋末元初棉纺业开始成熟,棉花种植呈现规模化的基础上产生。棉甲具备质轻、保暖、价廉等优点,对付早期火枪弹丸有较好的防御力,因此在元明清三朝被广泛运用,成为中国13世纪后实战甲胄的主要代表之一。
按编织方式分类
在编织方式上,甲胄又有札甲、鳞甲、锁子甲等形制。
札甲:札甲是中国铁(钢)甲胄中最为普遍的一种样式,也是实战中使用最多的一种铠甲形制。上到将领,下至士兵普遍都披挂札甲。早期铁札甲款式与同时期的皮甲无异,有大札和小札之分,大札甲叶相对较大,如宋制式“步人甲”;小札甲叶细密,如汉代几领出土自贵族墓葬的铁甲。札甲编织时,甲片排列方式主要有:左片叠右片,右片叠左片,上片压下片,以及在织物或者皮革衬里上将甲片排列对齐,再和内衬缝合固定到一起这四种形式。
锁子甲:锁子甲是由铁丝曲环,环环相扣而成的一种柔性金属铠甲。锁子甲的优点很明显,铁环连接的锁子甲不同于铁片穿缀的札甲,纺织式的编织结构使得穿着更为舒适,同等重量下,能够防护更多的面积,而且透气性良好,打理保养简便。但舒适轻便的另一面就是防御力不足,锁子甲应对刀剑劈砍时效果较好,而应对钝器效果最差,对抗锐器穿刺的防御效果也不理想。
鳞甲:鳞甲的甲片呈鱼鳞状,其本质上属于札甲,但因甲片的不同又有所区别。鳞甲是以一种斧形鱼鳞片在四个棱角打孔,并以钢铁环或丝线紧密连缀编织的护甲。因为鳞片交错分布,所以上片鳞甲会将下面两片鳞甲的结合部盖住,整件铠甲看不到任何一根丝线或者铁环,最大限度地减少了连缀点被锐器割断的可能。
功能作用
增加防御能力
甲胄是古代兵士穿戴在身上的防护用具,在战争中用以对要害部位的保护,能更大程度地躲避致命伤害,有很好的防护功能,由仅保护胸、背发展到加有保护肩臂的披膊及保护腰胯的垂缘,成为军队的主要防护装具,在军队中兵士几乎人人配备。有无铠甲防护,甚至决定战斗胜负。
心理威慑
甲胄的外形、材料和装饰也起到心理上的威慑效果。穿戴甲胄的战士会给敌人一种强大的印象,使敌人望风而逃或降低斗志,为己方争取更好的战斗机会,也可以增加战士的自信心和勇气。甲胄的外形既可以让己方战士信心大增,又可以震慑对方,让对方感受到己方强大的经济实力、军队素质和军事装备,这一点也能很好地体现甲胄的战斗效能。
相关研究
中国古代甲胄的研究,始于20世纪上半叶,当时主要是把它作为兵器史或服饰史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予以关注,在资料上主要是依据文献记述和历代的画像、雕塑材料,代表性的著述有:原田淑人、驹井和爱的《支那古器图考·兵器篇》、原田淑人的《汉六朝服饰》、王献唐的《甲饰》,周纬的《中国兵器史稿》。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近代考古学刚刚起步,在战火纷飞、国家破败的时代环境中,考古发掘工作惨淡经营,十分有限,有关古代甲胄的发现也极为稀少,这就从根本上制约了甲胄史研究的深入。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自50年代开始,与大规模的基本建设相适应,考古发掘工作蓬勃发展,从地下出土了许多古代的甲胄实物,还获得了大量与甲胄有关的图像资料,遂使中国甲胄史研究具备了较坚实的基础。70年代,杨泓将这些考古学材料与文献资料相结合,对史前至宋代的甲胄史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发表《中国古代的甲胄》,第一次建构起了科学的中国甲胄史体系。这之后,有关中国古甲胄的新发现和新研究不断地充实、丰富着这一体系,其基本框架至今仍被证明是科学合理的,为这个领域的后续研究提供了一个扎实的基点。
中国的古甲胄复原工作,始于20世纪50年代。1957年至1958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发掘洛阳西郊汉墓时,出土了一件残铁甲,部分甲片上存留有穿连用的麻素痕迹,发掘者据此对局部甲片的编连方式进行了复原。50年代末,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汉长安城遗址发掘中也出土了一些铁甲残块,1961年底,该所技术室的白荣金对一块残铁甲(疑为袖或裙的局部)进行了清理复原,并制作了纸模型。这个时期,中国的古甲胄复原工作刚刚起步,只对少数残铁甲做了局部复原,带有探索性。
1968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满城区发掘了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墓,墓室中有一件完整的铁甲,由于是卷起来存放的,出土时已锈结成块。70年代初,该所技术室对这件铠甲进行了全面的清理和复原。这是中国文物考古研究中第一次完整地复原古代铁甲。1978年,湖北省博物馆在随州市发掘了战国早期的曾侯乙墓,墓室中有大量兵器和皮甲胄,重叠堆放,宛若武库。皮甲胄已严重朽烂,粘连成块,其中较完整的一部分运至北京,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技术室㈣进行清理。经过1979年上半年的工作,共清理出13套较完整的人甲和2套不完整的马甲,根据其中最完整的标本对甲和胄进行了整体复原。这是中国第一次完整地复原古代皮甲胄。
通过上世纪70年代这两次重要的工作,逐步形成了中国出土古甲胄清理复原的基本方法和程序。当时清理复原任务的主要承担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技术室的白荣金先生。这之后,考古所技术室以白荣金为主,又承担、参与了一系列出土古甲胄的清理复原工作,如:吉林榆树老河深鲜卑墓出土铁甲胄复原、淄博市西汉齐王墓出土铁甲胄复原、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出土铁铠甲复原等。与这些工作相结合,白菜金对古甲胄复原进行了持续的探讨,退休后热情不减,近年又受聘主持或指导了多项出土古甲胄的清理复原,如:江苏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陵出土铁甲胄复原、北票市喇嘛洞十六国时期墓葬出土铁甲复原、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巴人铜甲复原等。在此过程中,中国出土古甲胄的复原技术日趋成熟、完善,已然成为中国考古学以及文物保护科学中一个具有特色的专门领域,并以一系列具体的复原工作,为中国甲胄史研究提供了诸多新的实物资料,促进了中国甲胄史研究的深入,显著充实了中国甲胄史的内容体系。
价值意义
对甲胄历史的研究,有利于对相关的科技史、军事史、文化史等研究提供帮助。甲胄制造是兵器制造的重要方面。古甲胄资料中蕴含了丰富的的古代材料和工艺技术方面的信息;甲胄是古代军队的重要装备,其发展演变与战争的发展变化密切相关,把古代甲胄放在古代战争发展史的大框架之中,通过分析甲胄发展演变与战争形态、作战方式、不同军兵种发展变化的关系,以及分析不同时期甲胄与其他武器装备的配套关系,翔实地复原不同时期军队的武器装备,从而建立起关于古代军队及其装备的既具有整体性又具有具象性的认识;甲胄是体现时代风貌不可替代的重要因素,是军事文化和时代风尚的重要物化形式,将甲胄与军戎服饰联系在一起研究,有助于从整体上对古代军队形象进行再现。
相关传说
根据汉代纬书《龙鱼河图》,上古时期,蚩尤有兄弟八十一人,个个铜头铁额,以沙子、石头为食物,并发明了刀、戟、大弩等兵器,滥杀无辜,多行不义。天下民众都希望黄帝出手,但黄帝过于仁义,不是蚩尤的对手,只好仰天长叹。后来天帝派下玄女,授予黄帝鬼神符箓。黄帝终于制服了蚩尤,四面八方的诸侯也表示归服。相对《史记·五帝本纪》来说,这个“黄帝战蚩尤”的故事神话色彩明显浓重,不会是历史事实,但也反映了汉代人的思想认识。当时可能流传着蚩尤发明胄的传说——把金属头盔戴在头上,就相当于“铜头铁额”。
至于甲的发明者,也有传说是蚩尤。《管子·地数篇》说蚩尤用葛卢山之水与金属,炼出了剑、铠、矛、戟,消灭了九个诸侯;又用雍狐山之水与金属,炼出雍狐之戟和芮戈,又消灭了十二个诸侯。不过,按照《世本》的说法,发明甲的是夏朝中期的王杼。王杼是夏朝比较有作为的一位国王,据说他曾征伐到东海,如此赫赫武功,当然离不开优良装备。
参考资料
陈凯:致力盔甲工艺的文化传承.人民网.2024-09-11
甲胄进化史|蚩尤.北京晚报.2024-0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