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作霖
顾作霖（1908年1月29日-1934年5月28日），字冬荣，上海嘉定人，曾先后担任共青团山东省委书记、共青团江苏省委书记、共青团中央组织部部长等职，苏区时期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共青团中央局书记，专门负责苏区共青团工作。
1922年，顾作霖考入东南大学附属中学，在国文教师穆济波处读到《新青年》《向导》等刊物，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1925年8月，顾作霖考入暨南大学，不久转到上海大学社会学系读书。其在上海大学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顾作霖被批准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党组织要其离开学校，专职从事青年和工人运动。11月，中共江浙区委决定，顾作霖任中共江浙区委职工运动委员会委员，共青团江浙区委委员、组织部长。1928年6月，顾作霖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共青团中央委员。1929年4月，顾作霖调任中共江苏省委委员、共青团江苏省委书记。1931年，顾作霖参与主持共青团苏区中央局机关刊物《青年实话》的出版发行工作，并为该刊撰稿。1934年1月，顾作霖在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担任红军总政治部代理主任，红一方面军野战政治部主任。4月29日，顾作霖在参加完前敌委员会在头坡召开的军团首长会议后回到住处，心脏剧痛，吐血不止。朱德命萧忠渭找兵站卫生处医师前去诊治，并急送顾作霖去瑞金红军医院抢救，结果无效。1934年5月28日，顾作霖去世。
人物生平
1908年1月29日，顾作霖出生于江苏省嘉定区（上海市嘉定区）徐行镇西北顾家泾角的一农户家里。顾作霖念过私塾，在嘉定第一高级小学读书时，受学校教师传播五四运动爱国反帝思想的影响，参加了抵制日货游行，演出抨击当局封建腐败的文明戏《糊涂官》。1922年，其考入东南大学附属中学，在国文教师穆济波处读到《新青年》《向导》等刊物，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当时，中国共产党南京支部负责人宛希俨在东南大学附中学生中宣传党的主张，组织名为“合作社”的学生社团，出版《合作社》刊物。顾作霖参加了“合作社”组织并积极活动，反对军阀统治，反对学校与军阀勾结，反对直系军阀江苏省督军齐燮元和皖系军阀浙江省督军卢永祥之间爆发的“苏浙战争”。
1925年6月4日，顾作霖和“合作社”的成员们，与南京罢课的万余学生一起走上街头，来到下关的英商“和记”洋行蛋厂，发动洋行广大工人起来罢工，声援上海市工人的反帝斗争。同年8月，顾作霖考入暨南大学，不久转到上海大学社会学系读书。随后，顾作霖在上海大学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顾作霖被批准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党组织要其离开学校，专职从事青年和工人运动。设在上海的中共江浙区委和共青团江浙区委，调顾作霖到杨树浦，担任中共杨树浦部委委员、共青团杨树浦部委书记。同年11月，中共江浙区委决定，顾作霖任中共江浙区委职工运动委员会委员，共青团江浙区委委员、组织部长。他被派至浦东新区地区，与中共浦东部委书记马禹夫一起筹划浦东的工人武装起义。1927年3月21日，顾作霖和马禹夫一起率领手持步枪、铁棍、木棒的工人起义队伍，冲进军阀重点把守的浦东四区警察署，一举缴枪20多支。同年6月，顾作霖调任共青团江苏省委组织部长。10月，其与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女工、该厂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的领导人杨龙英结婚。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山东省的党团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中共中央派顾作霖前往，担任中国共产党山东省委员会常委、共青团山东省委书记。
1928年4月，日本帝国主义借口保护日侨，派出军队在青岛市登陆，迅速占领胶济铁路沿线，5月3日炮轰济南市。在蒋介石下令不准抵抗的情况下，日军屠杀中国军民一万多人。济南惨案发生后，顾作霖和中共山东省委负责人一起，迅速召集各地党团组织负责人开会，研究在山东全省开展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斗争的策略和措施。他还以中共山东省委和共青团山东省委的名义，起草了告民众书，号召山东人民和各阶层青年群众迅速行动起来，与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屠杀作殊死的斗争。同年6月，顾作霖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共青团中央委员。1929年4月，顾作霖调任中共江苏省委委员、共青团江苏省委书记。
1930年7月，中共中央决定在武汉建立长江局，项英任书记，顾作霖负责组织兼青年秘书处工作。同年年底，党中央命他们撤回上海市，顾作霖继续任团中央组织部长。1931年1月15日，中共苏区中央局在中央苏区的宁都县黄陂成立。不久，中共中央决定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三人组成“中央代表团”，到中央革命根据地传达六届四中全会精神，加强中央对苏区的领导，并授权处理有关问题。同年7月，顾作霖参加了在上海举行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同年顾作霖参与主持共青团苏区中央局机关刊物《青年实话》的出版发行工作，并为该刊撰稿。
1933年，顾作霖终因劳累过度，患了结核病，1934年1月，顾作霖前往瑞金市参加了中共临时中央举行六届五中全会，中华苏维埃举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中共中央全会上，其被补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顾作霖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顾作霖被留在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代理正在治病的王稼祥主持总政治部工作。同年４月，顾作霖任红军总政治部代理主任，兼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野战政治部主任，到广昌县前线，参加指挥部工作。4月28日开始，中国工农红军撤出广昌，顾作霖命令总政治部组织部干事、第一方面军野战直属机关政委兼政治处主任萧忠渭（萧锋）带领野直警卫营留守广昌南山，保障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的第四、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五师后撤。顾作霖由于过于劳累，4月29日，顾作霖在参加完前敌委员会在头坡召开的军团首长会议后回到住处，心脏剧痛，吐血不止。朱德命萧忠渭找兵站卫生处医师前去诊治，并急送顾作霖去瑞金红军医院抢救，结果无效。顾作霖于1934年5月28日上午9时去世。
人物事件
中央苏区共青团工作的奠基者
1931年4月中旬，任弼时、王稼祥与顾作霖组成“三人中央代表团”进入中央苏区。这时期正值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不久，王明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把持了中央领导工作。
王明选择顾作霖为派往中央苏区的代表团成员，是经过了一番考虑的，只要看看顾投身革命以来的简历，就会认为他是这方面的最佳人选。1908年出生的顾作霖是江苏嘉定人，1922年考入东南大学附中，因积极参加五卅运动被校方开除。1925年秋，顾作霖进入上海大学，翌年在学校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位年轻而斗争勇敢的学生中坚分子，参加了第三次上海工人武装起义。鉴于他在起义斗争中的突出表现，党组织决定将其派往江苏省、山东省任共青团省委书记。两年之后，顾作霖担任了共青团中央的组织部长。1930年他又成为中共长江局委员、长江局总行动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兼秘书处负责人。王明中央的考虑是: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共青团缺乏得力的中坚领导，工作松散软弱，可以说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亟需一位领军人物。因此，王明中央选择年轻而富有共青团工作经验的顾作霖为中央代表，内定为共青团苏区中央局书记，当然还要成为苏区中央局成员，协助任弼时、王稼祥担负其他领导工作。
“三人中央代表团”肩负中央的重托，自闽西苏区进入瑞金市后，来到苏区中央局和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总部驻地——宁都青塘，与项英、毛泽东、朱德等人见了面。4月17日，“三人中央代表团”主持召开了苏区中央局会议，传达了六届四中全会精神和中央对目前形势估量的报告。
出于自己的工作侧重点不同，会议结束的当天晚上，顾作霖单独找项英了解苏区共青团的情况。他态度真诚地对这位苏区中央局书记说道：“项英同志，中央让我到苏区来，主要抓共青团的工作。你比我先来几个月，想听听你的意见。”
谈到苏区的共青团工作，项英不无忧虑地回道:“共青团工作离中央的要求太远了，共青团中央局名义上是建立起来了，可却是名不副其实。毛泽东、朱德他们大部分时间放在了战争上，团的工作顾及不上，只有余泽鸿两人在唱独脚戏。”
除了向项英等人了解情况，顾作霖还到一些地方进行走访。通过一段时间的调查研究，他剖析了苏区共青团工作落后的原因，认为首先得解决各级党组织思想意识，使之在一系列措施上予以重视。这位正式履新赴任的共青团苏区中央局书记，开始将团的工作大刀阔斧地抓起来。
首先是健全中央局机关。顾作霖将原有的两名局机关人员召到宁都青塘，又从中国工农红军总部与地方上抽调数人，保证了局机关的正常办公，开始有文件、材料向各地团组织下发。为扩大共青团的影响，顾作霖与这些同志创办了团中央局的机关报《青年实话》，他亲自撰写文章稿件，担任刊刻油印。在团中央局书记的倾心努力下，这张小报以文章短小内容丰富，通俗易懂且图文并茂而日渐传名，尤其受到了苏区青年们的欢迎。因为小报除了刊登他们乐于接受又急于想了解的革命道理、工作经验、科技生活外，还有恋爱问题的文章。《青年实话》在发行高峰时发行量超过了2.8万份，仅次于苏区中央局的机关报《红色中华》。一份小报就能起到这么大的推动作用，这是许多人所没有想到的。
在以顾作霖为书记的共青团苏区中央局的切实领导下，苏区各地的团组织出现了迅速发展扩大的喜人局面。这时期，江西省、福建省两省的共青团员达73780人，比1932年春增加了6倍以上。少共苏区中央局下辖少共江西、福建、闽赣等5个省委。而在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各部队中的共青团员，也有18000人以上。将近10万人的共青团员活跃在各条战线上，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党组织的有力助手，成为苏区斗争的最具活力的中坚力量。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共青团组织能在一年多时间内，无论组织形式还是战斗力发生如此重大的变化，这与“总抓手”顾作霖的鼎力是分不开的。
为引导各级团组织动员青年积极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投入反“围剿”的革命战争，顾作霖到达中央苏区后两个多月，于1931年7月14日，在由他执笔的《苏区团中央局通告(第四号)》中写道:“无论在前方火线上还是后方的种种活动，主要的是看到青年们的活跃和勇敢，战争已经把百分之九十的苏区青年吸引进去了，伟大的二次战争胜利说明，没有青年就没有战争的胜利！”按照团中央局制定的工作方针，各地的共青团组织把工作重心放在青年的参军参战上。著名的“中国工农红军少共国际师”便是由9000多名优秀少先队员、共青团员和青年组成的。苏区的火热斗争就像革命的大熔炉大学校，使一大批青年在里面得到锻炼成长。
胡耀邦的救命恩人
赣西南苏区的肃“AB团”运动，在错误路线的影响下，曾两度掀起滥抓滥杀的狂潮，使得苏区军民人心惶惶。1932年10月底，时任湘赣省儿童局书记的胡耀邦与湘赣省少共总队长谭启龙等三人，被列入在省政治保卫局“AB团要犯”的名单上。
名单提交省委常委会讨论，意见分歧。有的委员认为，根据揭发人的供词，胡耀邦的一个老师就是“AB团”的人，已经被处决了。胡耀邦受这个老师的影响很大，能不是“AB团”的吗，有的委员提出了异议，说胡耀邦只是个17岁的娃娃，而且来苏区后一直表现非常好，这件事要慎重。省委书记王首道处境两难，不好下决心。恰好共青团苏区中央局巡视员冯文彬在回中央革命根据地前列席了这次会议。他本来已选定了胡耀邦、谭启龙等三人回苏区中央局工作，现在听说他经过多番考察、印象极好的少年竟然是“AB团”分子，无论如何都难以置信。他有心对胡耀邦、谭启龙加以保护，就说，既然大家意见不一致，胡耀邦和谭启龙又都属于团中央系统的干部，我就把他们带到团中央去审查吧。大家同意了冯文彬的意见。
冯文彬将胡耀邦三人带到瑞金市，没有直接送往设在叶坪的国家政治保卫局，只是‘“拘押”在共青团苏区中央局机关。然后找到了正在参加会议的顾作霖，将情况作了汇报。顾作霖对冯说的“这可是我们共青团的骨干力量”这句话从内心持有同感，同意由团苏区中央局直接审理胡耀邦三人的案情。
冯文彬将胡耀邦等三人带到了瑞金，只能说使他们暂时脱离了险境，他们的另一只脚还没有跨出厄运的囚门。
也是胡耀邦的机灵和睿智使他自己找到了“救星”。虽然陷入在巨大的委屈和苦恼之中，然而他的内心方寸未乱，仍在思虑着如何获救的时机。胡耀邦经过再三的考虑，想到了自己的最高领导。一天晚上，他勇敢地敲响了顾作霖的房门。顾作霖详细了解了胡耀邦的情况，感觉到这还是个稚气未脱的孩子，怎么可能是“AB团”。
随后，顾作霖以共青团苏区中央局的名义，把胡耀邦等人放到少先总队训练部接受审查，这是经过多方面考虑的。其中的一个最大考虑因素是，训练部长张爱萍本人就于今年春曾被诬为“AB团”分子，只是那么多铁板钉钉似的事实摆在那儿，加上顾作霖等人的有意保护，他才算没有吃亏。但使得张爱萍对打“AB团”是怎么一回事，是最清楚不过了。
张爱萍没有辜负顾作霖的一片良苦用心，他组织专人调查胡耀邦的材料，倒是把胡在湘赣省苏区的工作业绩和出众才干整理出来了，而材料中没有一点能够与“AB团”沾边的事实。调查材料上报到共青团苏区中央局，顾作霖命令解除对胡耀邦的隔离，冤案得以解除。
这一段遭遇，对胡耀邦可以说是刻骨铭心。在以后几十年，他屡屡提到这件事，始终怀着深深的感激之情，追忆当年保护过他、救助过他的老领导。1988年3月，已辞去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的胡耀邦在同谭启龙谈起这段往事时，不胜感喟，都庆幸碰到了三个好领导:一个是冯文彬、一个是顾作霖、一个是张爱萍。胡耀邦惋惜地说:“可惜顾作霖同志，在第五次反‘围剿’的战斗中牺牲了，不然这个同志是很有发展前途的。”
出任中共闽赣省委书记
中央革命根据地在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战争战争中的获胜，使得红色区域大为拓展，增加了闽赣边的建黎泰、信抚和南平市三块相对独立又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新区。这块包括赣、闽20余县的广阔区域夹在中央苏区和闽浙赣苏区之间。于是，设立闽赣省的工作摆到了中央局面前，其时，中共临时中央已到中央苏区，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继续推行“左”的一套，在用人上也实行宗派主义。在考虑新成立的闽赣省委书记人选时，博古首先想到了顾作霖，因为顾是六届四中全会后被派到中央革命根据地的。
“让我担任闽赣省委书记？”顾作霖有点诧异地重复了一句，在得到了博古的肯定答复后，有所迟疑地说：“苏区的共青团工作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我走得开吗？”
“团的工作已经在你手上打开了局面，组建闽赣省是比团更重要的工作，关系到中央进攻路线的落实。”博古说到这里略作停顿，语重心长地说道:“对于这个人选，我们考虑了很多，原先也有让弼时同志担任的打算，从各方面出发，还是由你担任更为合适！”
博古的这番话，让顾作霖在心里升腾起备受中央看重和信赖的感觉，同时也有几分感动，略作凝思，不由地点头作答:“既然是中央的信任，我只有从命了。”
1933年4月26日，中华苏维埃中央人民委员会举行第40次常委会议，决定了建立闽赣省的有关事宜，除任命顾作霖为省委书记，又决定成立闽赣省革命委员会，以邵式平为主席，顾作霖、方志纯、毛泽民等25人为委员。
而在实际工作上，顾作霖于4月上旬就来到了建宁泰的北部区域——江西黎川县城，有步骤地着手于设立省委、省苏的工作。
闽赣省委由顾作霖、邵式平、黄道、刘炳龙、刘邦华为终端有限公司常委，顾作霖为书记、黄道任宣传部长、刘炳龙任组织部长。令人注目的是，闽赣省委在成立之初就设立了共青团省委，由刘邦华任书记，下设少先队省队部，总队长为陈顺期，还有省少共儿童局，书记陈丕显是从闽西苏区调过来的。走到哪儿就把共青团和少先队的工作带到哪儿，这是顾作霖对青年工作情有独钟的一个表现。
作为新辟建的苏区省份的省委书记，顾作霖面临的任务很重，要做的工作很多。顾作霖是闽赣省的主要领导者和创建者，他为这块红色区域的巩固和发展，竭尽了自己全部的忠智，为之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33年5月上旬，顾作霖莅临指导闽赣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会议在黎川县城东15华里的湖坊圩召开，选举成立了省革命委员会，设立了财政、土地、内务、劳动、文化等几个部门。各部门一挂牌就进入了办公状态。
处在中国国民党军队随时向苏区大举进攻的战争局势下，军事部门的设置是最为重要的。在顾作霖与中央局多次函电交驰的联系下，是年6月4日，闽赣军区正式成立，萧劲光任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薛子正任参谋长，彭枯任政治部主任。军区之下设立建黎泰、南平市、抚东三个军分区。按照中革军委的指令，闽赣军区将所属各分区的红军武装组建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团，以萧劲光为军团司令员，下辖第19、20、21三个师，另外建立建黎泰独立师和若干个独立团。
围绕着苏区的党政建设、军队和地方武装建设、查田运动以及文化教育、财政经济等一系列地方工作，顾作霖和邵式平、萧劲光等党政军领导人终日忙碌，真是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特别是顾作霖一心扑在工作上，常常是忙到半夜不能就寝，他的结核病就是在得不到适当休息和营养太差的情形下渐渐加重的，以至于多次在办公的时候大口地咯血。陈丕显在回忆中谈到:“顾作霖同志是‘努力为苏维埃工作’的积极倡导者，他患有严重的肺病，常常累得吐血，却身体力行，忘我工作，为省委、省苏的工作人员作出了表率。”
从1933年9月上旬起，国民政府不甘心中国国民党军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战争的败北，又调集50万重兵发起声势更为浩大的第五次“围剿”。处于中央革命根据地北部前沿的闽赣省区域，成为首当其冲的军事区位。在如何组织群众配合中国工农红军抵挡敌人，保卫新辟红色区域的中心任务上，闽赣省委和省苏为之竭尽了全力，顾作霖更是耗出了辛劳的心血汗水。
忠魂长留红土地
顾作霖对党的事业的无限忠耿和杰出才干，得到了博古中央的重视。中华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和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于1934年1月21日在瑞金市召开，顾作霖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紧接着，中央又任命顾作霖代理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作出这项任命的原因是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在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战争战争中腿部负伤一直无法工作，而这一重要领导岗位不可缺人，只有将顾作霖抽出来顶上。这样的安排也衬出博古中央对顾的看重。
离开闽赣省委的顾作霖在红军总政治部赴任不久，就赶上了广昌战役，来到了枪炮轰鸣的战斗前沿。
这时期的中央革命根据地正处于中国国民党军队50万重兵的全面进攻之中，中国工农红军各军团按照博古、李德的蛮横战术和瞎指挥，被迫实行阵地战、堡垒战，步步对抗、节节防御，浴血奋战之下损失巨大。1934年4月上旬，节节败退的红军主力被迫把防线压缩到广昌一线，博古、李德决定集中红军一、三、五、九共四个军团于广昌县与敌决战。
带着肺结核越来越严重的病体，顾作霖与博古、李德等人踏上了广昌前线。面临前所未见的红军与敌军的大决战，顾作霖完全忘记了自己的疾病，沉浸在战斗的激情之中。他白天来到一个个中国工农红军阵地了解战情，给红军官兵鼓劲打气，晚上与总政治部的同志研究思想政治动员工作方案，编写战地小报，经常晚上只躺两三个小时。
就在战斗最为激烈的4月25日下午，正在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阵地上带病视察的顾作霖，忽然觉得胸口难受，急忙手扶壕壁蹲下身子，他还未蹲稳，口里“啊”地一声，连连吐出血来，殷红的血块大团大团地吐在地上，旁边的警卫员和战士们连忙去扶他，不等扶起，顾作霖已不省人事地昏迷过去。
顾作霖战地昏倒的情况报到正在红一军团前线指挥部的朱德和林彪那儿，二人大吃一惊，急忙下令组织人将顾抬下火线，送往战地医疗所抢救。很快地博古也得到了消息，大惊之余下令全力救护。然而，战地医疗所各方面条件有限，医务人员忙碌了半个小时，顾作霖仍旧昏迷不醒。业已赶来的博古与朱德稍加商议，决定派人将顾作霖连夜送往瑞金市的中央红色医院，并用电报通知院长傅连暲准备亲加诊治。广昌距瑞金300多里，一个班的中国工农红军和几名医务人员，抬着顾作霖走了整整4天，于4月29日傍晚才到达瑞金，直接送到叶坪洋冈下的中央红色医院。而就在头一天的上午——4月28日辰时，国民党军队全面突破了红军的阵地，红军被迫从广昌退走，博古、李德固守广昌城的梦想破灭了。
被送到中央红色医院的顾作霖，由傅连暲亲自诊治。傅连暲发现顾的病情极为严重，加上多天来路上的颠簸，耽误了救治的最佳时间。尽管傅连暲医术高明，却缺乏最有疗效的西药“硫酸酸菌链霉素”，因此不能让顾作霖的病情有所好转，顾一直处在半昏迷状态。时间是那么地巧合，就在广昌失守正好1个月的这天——5月28日清晨，顾作霖在中央红色医院的病房里，永远地闭上了眼睛，一个只有26岁的年轻的生命就这样默默地消逝了。此间正值中国工农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宣告失败，从前线回到瑞金市的博古等人，在顾作霖病逝的前几天，来到医院看望了他。
顾作霖的病逝，就像雷声隆隆的天穹又炸响一道霹雳，引起了苏区军民的极大悲痛。临时中央对顾作霖的丧事处理非常重视。在博古的亲加过问下，中央局迅速成立了顾作霖治丧委员会。当天上午11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出讣告，向苏区军民宣告顾作霖病逝的噩耗。讣告登载在5月29日的《红色中华》报上。
按照治丧小组确定的时间，5月30日下午，在沙洲坝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大礼堂举行顾作霖追悼大会。大礼堂内被布置得悲壮肃穆，哀乐低回。礼堂主席台中央挂着顾作霖的遗像，下面的两旁摆放着中共中央、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中革军委、少共中央局、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等部门的挽词和挽幛，还有博古、张闻天、周恩来、任弼时、朱德、王稼祥等20余人敬献的花圈。
追悼会于下午5时开始，有中共中央、中央政府和中革军委等各部门领导、机关人员2000余人参加，追悼会由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主持，博古代表中共中央和中央执行委员会作追悼报告，博古以沉痛的心情回顾了顾作霖的革命经历，充满深情地沉声说道:“最近在广昌战斗中，顾作霖同志站在战争最前线，最勇敢、最坚决地接受党所给予的任何任务。他那布尔什维克的突击工作精神，以及他青年的活泼谦和态度，无不显示顾作霖同志的伟大一生。顾作霖同志九年来的英勇奋斗，在共产主义青年运动史上留下了光荣的名字。……”博古的追悼报告不长，按说可在10分钟内念完，因悲哀伤情，中途几次喉咙噎塞，竟用了近20分钟。最后，博古在报告中予以顾作霖高度的评价:“他是工农大众，特别是青年同志最爱戴的战友和领袖。”5月31日上午，顾作霖的遗体被安葬在叶坪洋冈下村外的小山上。
人物关系
人物评价
顾作霖是闽赣省的主要领导者和创建者，他为这块红色区域的巩固和发展，竭尽了自己全部的忠智，为之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党史博采》杂志评）
顾作霖为了党的事业，为了中国工人运动和中国青年运动，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无私地献出了短暂的一生。（中国军网评评）
顾作霖，将自己短暂的一生献给了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不愧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位优秀活动家，诚如当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机关报《红色中华》所说——顾作霖：“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光辉的名字，在共产主义青年团运动史上留下了光辉的名字。”（澎湃新闻评）
参考资料
顾作霖.中国军网.2024-11-29
吾将吾心献吾党丨顾作霖:莫辜负不再的韶光.澎湃新闻.2024-11-29
不为人熟知的顾作霖，曾是胡耀邦的救命恩人，捐躯中央苏区级别最高的中共领导人，年仅26岁.腾讯网.2024-1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