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四人帮""如不垮台，我写长征的事情，那是不可想象的。我必须强调，关于长征的结论和解释是我本人所作。从事反映中国红军长征的写作，是索尔兹伯里多年来的夙愿。"
内容简介
这是第一本由外国人撰写的系统反映中国红军长征的新著。作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是美国名作家。本书的写作，采用了他最擅长的叙述个人轶事和见闻的方法，详尽而生动地再现了史诗般的长征历程，倾注了作者对中国革命和长征精神的崇敬之情。同时按照作者自己的观点，运用大量资料，对长征中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和各种人物，进行了坦率的剖析，写出了中国人民的勇敢、坚毅、磨难和成就。形象地描绘了毛泽东及其战友们的精神风貌和各异性格，展示了老一辈革命者们革命生涯中不同的遭遇和他们个人的爱与恨。内容丰富，风格清新，译文严谨，忠于原著。值得各界一读。
本书前言
中文版自序 将近五十年前，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通过他的优秀作品《红星照耀中国》首次向世界介绍了中国红军的长征。《红星照耀中国》于一九三八年在美国出版。当时，几十万美国人，包括我自己，读了这本书，从中得到了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的初步印象，同时对他们的目标和救国抱负，对他们的艰辛和牺牲精神，也有了了解。《红星照耀中国》后来被译成中文即《西行漫记》，使整整一代中国人首次读到长征的英雄事迹。我见到斯诺是在二次大战期间。这时我俩都是战地记者，恰巧都在苏联采访关于苏联红军作战的消息。我们一起上前线，报道苏联红军如何击退阿道夫·希特勒的部队，如何把他们从苏联领土上清除出去。埃德加·斯诺和我自然常常谈到中国。那时，报社的编辑本来要我在莫斯科的报道任务结束后即动身去重庆市。可是，后来计划变了。尽管二次大战期间我未能去中国，但是我同斯诺的多次交谈，加深了我对长征的兴趣。关于长征，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中这样写道： "总有一天会有人写出一部这一惊心动魄的远征的全部史诗。" 斯诺本人就很想写这样一部史诗。岁月流逝，到了七十年代初，中美之间长期的敌对情绪开始消融，美国人又可以前往中国旅行，接触开始增加了。这时，我下了决心：如有可能，一定要实现埃德加·斯诺的遗愿，争取写出长征的全过程。当然，令人深感遗憾的是，斯诺本人没有写一部长征的历史，否则他可以趁几乎所有的长征干部都还健在，趁他们可以提供第一手材料的时候，把这部历史写出来。然而，斯诺未及如愿便与世长辞了。因此，本书是我热望实现斯诺未完成目标的产物。我能如愿以偿，这多亏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给了我莫大的帮助与合作。一九七二年，我向总理周恩来首次提出要写这本书，请他批准。然而，此事直到一九七六年他和毛泽东主席相继逝世和"四人帮"垮台后，才有了进展。事实上，"四人帮"如不垮台，我写长征的事情，那是不可想象的。一九八三年八月，终于获得了官方的批准。一九八四年三月，在我的妻子夏洛特的陪同下，随后在中国人的好朋友、中国社会及历史问题专家谢伟思的协助下，我在北京开始了研究和搜集资料的工作。一九八四年四月、五月和六月，我们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馆长秦兴汉将军和外交部译员张援远的陪同下，进行了七千四百英里的旅行，几乎完全沿着第一方面军的长征路线行进，途中也涉足了第二、第六军团和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斗过的部分地区。在那边远地区漫长的旅程中，我们主要乘坐JEEP、小型客车和指挥车，行进在当年中国工农红军男女战士们完全徒步走过的地方。这在一九三四年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今天仍然如此。只有亲身走过这段路程的人才能以现实主义的方式描绘出长征中的战斗和艰难困苦--特别是过雪山和草地。在中央、省和地方当局的配合下，我对许许多多长征的幸存者进行了个人采访。他们中的一些人在党和政府中曾担任过或仍担任着要职。我还向中央和地方的历史学家征求了意见。档案工作者还特别为我提供了新的材料和历史细节。这本长征的纪实，就是在这种合作和协助的基础上脱稿的。它完全是中美人民合作、共同努力的成果。我并不认为它已经探讨并揭示了这部史诗的一切方面；也不认为每项细节都已披露于世。事实上，尽管我尽了最大的努力，中国专家们也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工作，仍有许多问题有待作更充分的研究。正如我的一位中国同事曾明智地说过的："这并非盖棺论定了。"在某些问题上，幸存者们的回忆是相互矛盾的。还有一些问题的档案材料已在殊死战斗的混乱中散失了。我必须强调，关于长征的结论和解释是我本人所作。我曾征询过中国当局的意见和看法，但是书中的观点和结论由笔者自负责任。这本关于长征的书自从一九八五年十月在美国出版以来，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拥有为数众多的读者，该书还在欧洲和亚洲的主要国家以及许多小国翻印出版。那些从未阅读过中国工农红军壮丽史诗的人们，现在可以从某种意义上开始了解那些为了中国革命事业而不惜牺牲的男男女女的品质。他们将从这里开始知道人类有文字记载以来最令人振奋的大无畏事迹。他们仅仅从统计数字中就开始明白红军所作出的牺牲有多么重大--一九三四年十月，八万六千名男女从江西省出发，到一九三五年十月，毛泽东率领的这支第一方面军抵达陕北地区时只剩下大约六千人。现在，在美国、欧洲和世界各地，人们对于几十年以前由一支规模不大、不引人注目的中国男女组成的队伍所进行的一次军事行动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如果中国读者对此感到费解，我只能重复埃德加·斯诺就这场"激动人心的远征"说过的话--它过去是激动人心的，现在它仍会引起世界各国人民的钦佩和激情。我想，它将成为人类坚定无畏的丰碑，永远流传于世。阅读长征的故事将使人们再次认识到，人类的精神一旦唤起，其威力是无穷无尽的。一九八六年三月于美国
作品目录
本书后记
本书作者索尔兹伯里，是美国的著名作家和记者，曾任《纽约时报》副总编辑，今年已七十八岁。在他漫长的记者和创作生涯中，曾为反映现代战争而付出了很大的精力，他的足迹深入到苏联卫国战争前线，遍访世界大战的许多战场，以他犀利的目光和鲜明的观点，揭露了法西斯主义侵略者的罪行及其内幕。他的许多报道和作品早已誉满美国，蜚声世界文坛。他的名著《列宁格勒被困九百天》已成为反映二次大战中苏联前线情况的经典作品。这本反映中国红军长征的书在一九八五年十月在美国一出版，立即引起全美的轰动，《时代》周刊等许多报刊大量报道，接着欧洲、亚洲一些主要国家也竞相表示要翻译出版。从事反映中国红军长征的写作，是索尔兹伯里多年来的夙愿。他极其崇敬埃德加·斯诺，并深受其感染和影响。埃德加・斯诺在其《红星照耀中国》序言中曾写到："总有一天会有人写出这一惊心动魄的远征的全部史诗。"索尔兹伯里今天以实际行动完成了这位先行者的未竟事业和意愿。为了写作此书，索尔兹伯里在十多年前就开始酝酿和准备。他收集和研究了大量有关长征的各种不同来源、不同观点的材料，并于一九八四年专程来到我国，在他的好友谢伟思和他的七十岁的妻子夏洛特的密切合作下，沿着当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路线，进行了实地采访。他以红军般的勇敢和坚毅，不顾年迈（当时七十六岁）有病（心脏病），怀揣心脏起搏器，带着打字机，爬雪山，红军过草地，穿激流，登险峰，中途战胜病痛折磨，坚持越过了千山万水，穿过七八个省份，历时七十四天，终于从江西到达了陕北地区，完成了他自己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寻访。沿途他考察体验了自然界的复杂地理环境和多变的气象，向老红军、老船工、老牧民们了解历史和现状，了解民俗风情，遍觅革命遗迹，博采轶闻轶事。更为重要的是，他有机会亲自访问了参加过长征的我国现今的许多领导人和健在的老将军，会见了不少党史军史研究人员，多方探索和考证了长征中的一些问题，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他"对中国人提出了我能想到的所有难题，直到弄清事实为止"。因此，全书不仅反映了长征这段壮阔的历史，而且生动地再现了参加过长征并正在领导新长征的我国领导人和老一辈革命家的各异性格和多姿的精神风貌。这是在我国国内经过重大改革、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之后，出现的一本颇具特色的文史兼备的新著。本书（包括详尽的注释）汇集了不少关于长征的历史背景材料，并有作者对中国革命历史事件及其领袖人物的坦率评述，充分地表达了一个外国作家自己的观点，这对我国读者，尤其是各级干部及文史工作者，很有参考价值。作者多次表示了以此书献给中国红军长征胜利五十周年的愿望。为此，我们特组织翻译出版了这部书。今天，长征胜利六十周年又即将来到，海内外不少读者和出版界人士，希望能将索尔兹伯里这本《长征》重新出版，为了满足各方面的需要，我们重新校订出版了这本书，遗憾的是作者索尔兹伯里已与世长辞了。我们谨以重印的新书告慰于故去的索尔兹伯里，寄托我们对他的深切怀念。索尔兹伯里先生生前对中国怀有友好和坦诚爱护的感情。可是，正当他为访华努力奔走之时，1992年九、十月间，他病例了，患了中风症，于1993年5月去世。就在他患病前两个月，他在给中国一位友人的信中写到："我这次去中国要办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沿着邓小平南方谈话的路线走一走，看看广东省、深圳市和上海市。我读到的许多情况都是令人激动不已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定会为此感到高兴。但我担心南方的飞速发展，会不会把北方甩得太远了。不过我想，只要加把劲，北方也会很快赶上的。我特别希望看到的是，一个重振当年雄风的上海。"字里行间表露了对中国的深情、友好，又是那么率直、坦诚，同样表现了他客观、正直的鲜明性格。本书在翻译校订和出版过程中，得到了有关领导的热情关怀与支持；得到了外交部、革命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等单位的具体帮助。作者索尔兹伯里本人在访华期间又曾会见了本社领导及有关人员，交谈了如何反映中国红军长征及写作、出版此书的有关问题。今年三月间又专为本书写了序，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很多同志参加了本书的校订，特别是索尔兹伯里访华期间的陪同译员张援远，军事博物馆馆长秦兴汉和研究员阎景堂，以及人民大学教授胡华等同志，对本书的出版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在此一并表示谢忱。本书译文忠于原著，只对原文中一些明显的差错之处，进行了校正。但由于翻译出版的时间仓促，对有些史料，特别是作者采访记录和引用的国外资料，未能一一核对，差错之处在所难免，望读者不吝指正。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三月 一九九四年六月 再版修订
文章节选
当李德来到苏区时，中国人千方百计地要使他过得舒适些，特地为他建造了一套三居室新房子，座落在离中国工农红军总部约一英里的一片稻田旁，离中央总部所在地不太远。这所房子孤零零的，它的周围环境促使伍修权和其他人把它称为"独立房子"。不久， "独立房子"就成了李贤的绰号。伍修权的烹问题是间接地由稻田引起的。他和李德的工作人员在青蛙出没的稻田里养了十来只鸭子。鸭子长得很肥。他不打算在撤离时把鸭子留下来。于是，那几天每顿晚饭都吃鸭子，直到最后离开。他仍记得一九三四年十月十日他们把最后一只鸭子做成了美味的香酥鸭块。因此，伍修权总是把这一天和中国工农红军撤离苏区的日子连在一起，尽管后来人们普遍认为一九三四年十月十六日是长征正式开始的日期。⑧ 秋天到了，党的干部们说话更公开了一点，甚至出版物中也有所暗示，那些善于从字里行间揣摩意思的人可以由此推测出未来的事情。例如，洛甫（张闻天）一九三四年九月二十九日为苏维埃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写了一篇社论，指出为了保卫苏区、粉碎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我们不得不暂时放弃一些苏区和城市。……在某些地方，由于敌人堡垒密布，我们必须冲破封锁线，转移苏区，保存军队主力的有生力量。" 这时，中国工农红军高级领导层的每个人都知道部队即将转移，但是他们不知往何处去。一些人猜湖南省，另一些人猜江西省的其它地方，一些人说是贵州省，还有人说是云南省或四川省。除了最高领导之外，其他人都不了解。为了躲避蒋介石飞机的轰炸，红军总司令部迁到了瑞金以西的长征第一山地区。在那里，干部们见面时总是互相会意地说："转移的时间就要到了。"有时他们互相问"你走吗？"回答不一。一些人答："当然。"另一些人则说："不知道。"说这话的往往意味着不走。蔡晓乾回忆说："这消息传来，就象在一池清水里投下一块大石头"，激起了人们的不安。很快，走留人员名单开始列出来了。一些家属带着柜子、箱子回了家乡，说是"他要走了"（但不说去哪里）；不少伤员从医院回到了原部队。关于谁去谁留的小道消息也开始流传了。起初，有人说徐老将留下来。徐老就是徐特立，他曾是毛在长沙师范的老师。人们说他年纪太大，经不起未来的艰辛。但后来又传说他也走，并被指定与休养队同行。已替他找了匹马，但尚未找到马夫。⑨爱传小道消息的人此时还不知道，有人悄悄地已让毛泽东看了一份留守人员名单。毛的许多亲近的人都在名单之中--他的弟弟毛泽覃及其妻子贺怡（毛的弟媳又是妻妹，因为她是毛夫人贺子珍的妹妹）；毛的朋友、湖南省同乡、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何叔衡；早年担任共产党总书记、现已被罢免的瞿秋白（据说他肺病严重，难于同行）；陈毅司令员；共产党早期党员、毛的支持者贺昌；毛的另一个拥护者、宁都起义部队后来的领导人之一刘伯坚等等，许多人。毛的建议似乎一个也未被接受。甚至他请求带上瞿秋白的意见也未被采纳。与毛泽东的关系成了留在苏区的特许证，而根据当时留下来的陈丕显将军的看法，留下来的人只有十分之一能幸存。⑩
作者简介
哈里森・埃文斯・索尔兹伯里，一九○八年十一月生于美国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一九二五年中学毕业后，曾就读于明尼苏达大学，主修化学，后退学，从事新闻记者工作。一九三○年至一九四八年，担任美国合众国际社记者、编辑；一九四九年三月，出任纽约时报莫斯科常驻记者，达五年之久。一九六一年以后，历任纽约时报编辑、助理副总编辑、副总编辑等职。二次大战期间曾深入前线，遍访苏联广大地区，著有《列宁格勒被困九百天》等作品，闻名于世。曾获得国际普利策奖等奖励及许多大学的名誉博士学位，曾任美国文学艺术学会主席、全美作家协会主席。一九七二年后，曾五次访华。一九九三年五月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