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国际(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党)

第四国际（The Fourth International），又称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党，是以托洛茨基主义为旗帜，由托洛茨基分子于1938年9月组成的国际性联合组织。

1938年9月3日，第四国际在第1次世界代表大会上正式成立，取名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党”。大会还通过了《资本主义的垂死呻吟和第四国际的任务》（简称"过渡纲领"）。1940年初，第四国际"国际书记处"迁至纽约，与欧亚各国逐步失去联系。同年8月20日，托洛茨基被刺身亡，第四国际陷入更加混乱的境地。1953年起，统一的第四国际不复存在，后于20世纪50至60年代分裂成第四国际的六大派别，具体分别为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第四国际国际委员会、拉丁第四国际书记处、第四国际马克思主义革命倾向、争取重建第四国际组织或第四国际改组派、国际托洛茨基主义倾向或斯巴达克同盟。20世纪60年代末，第四国际基本停止"打进去"的策略活动。20世纪末至70年代初，托派在欧美迅速发展，进入全盛时期。2005年左右，统一书记处派和国际委员会派实现1953年大分裂以来的首次合并。截至2021年，世界上有诸多国际托派组织继续沿用第四国际称号，主要分布于西欧和美洲。

第四国际的目的是帮助无产阶级和受帝国主义剥削的各国其它阶级提高政治意识的觉悟和组织起来；基本原则为工人阶级和所有的被压迫被剥削者的解放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任务是领导全世界的社会主义革命。第四国际的领导机构是第四国际执行委员会和第四国际秘书处，机关刊物为《第四国际》，还设有常设执行局，处理第四国际的日常事务。

成立背景

20世纪20至30年代，世界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从1917年开始的世界革命风暴由高潮转入低潮，帝国主义由战争和危机时期转入了和平和发展时期，形成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世界资本主义同时并存的局面。与此同时，苏联国内也结束了战时共产主义状态，进入了新经济政策时期，把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提到了首位。新生的苏维埃共和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临着一系列新问题。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到30年代，联共（布）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共产党都出现了各种反对派集团，它们先后被开除出党，这便为托洛茨基组织国际托洛茨基主义队伍造成了有利的条件。

列夫·托洛茨基在1927年联共（布）全党关于苏联单独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即所谓“一国社会主义问题”的大辩论中彻底失败后，因在11月7日十月革命十周年之际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组织反苏维埃政权的示威游行而被开除出党。1928年1月，托洛茨基被流放到中亚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又因不肯放弃反苏维埃的政治立场，于1929年2月被驱逐出国，并于1931年2月被剥夺了苏联公民权。

托洛茨基到达土耳其后，就把主要活动场所转向国际舞台，积极同各国共产主义党的反对派集团和社会民主党左派集团以及一些个人加强联系，力求把他们组织起来，建立一个与共产国际和各国党相抗衡的托派组织。为了使各国的托派分子和其他反对派分子有一个共同的政治思想基础，列夫·托洛茨基在1929年出版了一本专门论述其理论基础和政治观点的著作《不断革命》。同年7月，《反对派公报》创办，由托洛茨基的儿子谢多夫任主编。《反对派公报》先后在土耳其、德国、法国和挪威出版印刷。同年9月，托洛茨基又在法国创办了《真理》杂志，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共产主义反对派联盟”。1930年4月，由法、美、意、德、比、西、捷、匈等国的托派组织，以及法国的“犹太人反对派”集团的代表在巴黎召开了“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国际代表会议”，即托派的第一次国际会议。会上正式成立了“国际共产主义者同盟（左派反对派）”组织，并设立了“国际局”领导机构（之后又以“国际书记处”取代“国际局”）。会议宣布自己的任务是“改造共产国际”。1933年2月，一些托派集团又在巴黎召开“预备性的国际代表会议”，制定了加入“左派反对派”的“十一点纲领”。

历史发展

成立

1933年7月，托洛茨基主义集团提出建立“新的共产党”和“新的国际”的方针，并将自己的名称由“国际左派反对派”改为“国际共产主义同盟”。1934年7月，创建《新国际》刊物（1940年改为《第四国际》）。1936年7月底，各国托派分子在日内瓦召开第二次国际会议，通过了《共产国际的演变——从世界革命的党到帝国主义的工具》的文件，论述了托派对共产国际的看法和托派当前最重要的任务。托洛茨基决定进一步开展“争取建立第四国际运动”，设立“第四国际运动核心组”和“国际书记处”作为领导机关。

经过多年策划，于1938年9月3日，在巴黎召开有美、俄、英、法、德、意、比、波、荷希等国托派组织的20名代表和一个拉丁美洲的代表参加的代表大会（为期一天），正式成立“第四国际”，并取名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党”，当时有成员几百人。大会通过了由托洛茨基起草的宣言《资本主义的垂死呻吟和第四国际的任务》（简称“过渡纲领”），设置了“国际执行委员会”和“国际统一秘书处”领导机构，托洛茨基被选为“秘密荣誉书记”。此外，大会还通过了《关于战争危险的宣言》《关于远东战争的决议》《关于美帝国主义称霸世界的决议》《第四国际章程》《全世界劳动者宣言》等文件。

发展

第四国际是在大战乌云密布而托洛茨基主义内部意见分歧的情况下成立的。关于如何评定苏联社会的性质和确定对它的态度，是托派内部都一直争论的问题，第四国际成立时，这个问题未取得共识。随着大战危险日益逼近，问题也越发尖锐，最终在1939年初酿成了一场大争论并于1940年初发生了大分裂，使刚成立的第四国际很块就处于瘫痪状态。1940年初，第四国际的“国际书记处”迁到纽约，与处于战争状态的欧亚各国逐步失去联系，国际总部与各国托派之间以及各国托派相互之间几乎完全处于隔绝状态。同年5月，第四国际在美国召开了一次特别国际会议，通过了由托洛茨基起草的《无产阶级革命和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的决议，具体阐明了第四国际对待战争的态度。同年8月20日，托洛茨基被刺身亡，使第四国际失去了神经中枢，从而陷入了更加混乱的状态，其内部矛盾更加尖锐。

二次大战后，由于欧亚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蓬勃发展，国际局势变动不定，第四国际的领导人力求在动荡中求发展。大战刚一结束，“国际书记处”就加紧同残存的组织和个人取得联系。第四国际先后召开了10多次执委会全会，并分别于1948年4至5月和1951年8月召开了第二次和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通过了一系列决议，制定“新”的战略和策略，采取了一系列组织措施。20世纪50年代初，托洛茨基主义队伍发展到几千人，超过了战前的人数。但由于新成员的大量加入，加剧了思想分歧和组织分裂。

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前，第四国际一直奉行“欧洲中心论”，认为世界革命的中心在欧洲，世界革命的发展是由欧洲中心向其他地区扩展的过程，对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革命斗争在推进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中的作用重视不够。但是，随着战后帝国主义在经济上的发展和政治上的稳定，特别是20世纪50年中期出现了繁荣景象，以及战后亚非拉广大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兴起和发展，20世纪50年代以后欧洲工人运动的低落，第四国际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起就将其战略进攻方向由欧洲转向亚非拉人民的革命斗争，并从事了一些实际斗争，以谋求在这些地区扩大影响。

分裂

1953年约瑟夫·斯大林逝世后，特别是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第四国际先后通过了《斯大林主义的兴起和衰落》《斯大林主义的衰落和垮台》等决议，并发表和出版了一系列的报告、文章和书刊，攻击斯大林，要求恢复列夫·托洛茨基的名誉，与资产阶级宣传机器相呼应，在国际上掀起了一股反共的浪潮。第四国际还利用东欧国家人民对苏联控制的不满、对斯大林错误的批判和对本国党的领导工作中的问题的揭露，进行所谓“政治革命”。从1953年开始，统一的第四国际不复存在，后在20世纪50至60年代先后发生了五次大分裂，形成了第四国际的六大派别。1957年10月，第四国际第四次世界代表大会上个，托洛茨基主义明确指出：十月革命以后，首先将会取得胜利的是殖民地革命和工人国家的政治革命，然后是欧洲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最后是美国革命。第四国际在资本主义国家利用人们的思想混乱，挑拨群众同共产党的关系，极力拉拢那些情绪激进而对共产党发生怀疑的青年和工人加入他们的组织，使得第四国际的人数在这一时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然而，由于托派不择手段地发展组织，使托派组织不断分裂和组合，导致第四国际分裂成了四个相互对立地集团：1963年相继成了“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第四国际委员会”“拉丁美洲第四国际书记处”，1964年由出现了一个称为“第四国际托洛茨基主义倾向”或“斯巴达克同盟”的组织。第四国际在这一时期的发展被连续不断的组织分裂所抵消。此外，在这一时期，第四国际分别于1954年7月、1957年10月、1961年1月、1963年6月、1965年12月召开了第4至8次世界代表大会，改变了世界革命战略。

20世纪60年代末，第四国际在策略方面基本停止了“打进去”的活动，而经常以一个独立的政党或团体进行活动，有些托派还参加资产阶级的议会选举活动。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欧美各国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战运动和青年学生运动，引起了激烈的社会动荡。于是，托派明确宣布，以殖民地革命为标志的世界革命时期已经结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进入了新的革命高潮，革命中心由殖民地转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因此，第四国际的活动应当转移到欧洲各国。托派还由过去依靠农民转向依靠青年学生。他们积极参加了当时的学生运动，派自己的成员到工厂、学校建立学生组织和青年组织。

由于第四国际加强了在青年学生中的工作和公开活动，到了20世纪末至70年代初，托派的力量在欧美、特别是在西欧地区迅猛发展，一些过去没有托派组织的国家也建立了托派组织，西班牙、墨西哥等国恢复和发展了托洛茨基主义组织。据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劳工世界》周刊1974年公布的数字，当时全世界托派成员有6万多人，遍及世界40多个国家。这一时期成为托派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全盛”和“兴旺”时期。

进入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各国青年学生运动处于低潮，托派的活动也随之减弱，托派把主要注意力又逐渐地转向了工人阶级。1979年11月召开地第四国际第11次代表大会地决议指出，托派今后的发展方向必须是由产业工人组成的政党。此外，大会还选举了40人的国际执行委员会和一个15人的统一秘书处，还有一个每天开会的常设执行局，处理日常事务。之后，为了接近工人，他们又局部恢复了20世纪60年代末期一度停止的打进工会活动。同时派自己的成员到工厂发展工人党员。截至1985年，第四国际内还有两个集团，分别为“欧洲人集团”和“美洲人集团”。

20世纪80年代初，英国利物浦反人头税的重大罢工斗争催生了新的托派国际，这个国际在1995年左右又陷于分裂，分裂为相对右派的国际马克思主义委员会和相对左派的工人国际委员会。2003年，最大一支托派的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召开了世界代表大会，讨论了从西方工人运动、前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本复辟到同性恋、生态危机等一系列世界政治议题，并通过一系列决议。2005年左右，最大的两个托派（统一书记处派和国际委员会派）实现1953年大分裂以来的首次合并。截至2021年，世界上有诸多国际托派组织继续沿用这个称号，主要分布于西欧和美洲。

领导制度

根据第四国际的世界党的组织原则，各国党都是它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是它的支部或小组。国际与各支部的关系，不是指导关系，而是上下级的关系、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各国托派必须作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党的一部分进行活动，完全服从国际中心的统一指挥。即使是纯属本国的问题，也不能由各支部独立处理，而必须听从代表大会或国际书记处的决定。第四国际在它与各国组织的相互关系上实行绝对集中，而在党内生活中主张极端民主，实行派别自由的原则。任何人都可以在党内组织派别，党内的意见分歧也经常采取派别斗争的方式去解决。

组织架构

第四国际的领导机构是由代表大会选出的第四国际执行委员会和第四国际秘书处，机关刊物为《第四国际》。此外，还设有常设执行局，处理第四国际的日常事务。2003年，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召开第15次世界代表大会，会上通过了《第四国际章程》，宣布更改领导体制，权力机关仍为世界代表大会，世界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由国际委员会代行职权，第四国际的执行机关是执行局，负责日常运营事宜，无重大决定权。

重要人物

列夫·托洛茨基原姓勃朗施坦，全名列夫·达维多维奇·勃朗施坦，1879年11月7日生于南俄乌克兰赫尔松县扬诺夫卡村一个富裕农民家庭，祖上是犹太人。托洛茨基其人备受争议，但他无疑是个革命家，在苏俄历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托洛茨基参与领导了俄国1905年革命和1917年的十月革命，建立红军并取得国内战争的胜利。苏俄内战时期（1918-1920），托洛茨基任军事委员会主席，在反对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期间，在建设红军和指挥作战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托洛茨基在1920年11至12月和1921年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以后，在俄共（布）党内关于工会问题、如何对党党内民主问题的争论中一直处于焦点地位。

在列宁逝世后，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托洛茨基成了党内斗争的失败者，并于1929年1月被驱逐到土耳其，1933年又侨居法国，1935年移居挪威，最后到了墨西哥居住。1940年8月20日，托洛茨基在墨西哥城郊科伊乌康的寓所里，被一个名叫拉蒙·梅尔卡德的西班牙人用冰斧猛砍头部，因伤势过重于8月21日死亡。

派别介绍

在全世界有6个自诩代表“第四国际”的托派集团，即：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第四国际国际委员会、拉丁第四国际书记处、第四国际马克思主义革命倾向、争取重建第四国际组织或第四国际改组派、国际托洛茨基主义倾向或斯巴达克同盟。这6个集团虽然都宣布信奉托洛茨基主义，但是他们不仅观点不同，而且组织上的分裂也越来越严重。

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

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是世界上最大和最有影响的托洛茨基主义组织（截至1995年），是第四国际的正宗，其他托派集团都是从这个组织中分裂出去的。因此，它处处以第四国际自居，照常召开第四国际的代表大会（1965年以后举行的第9、10、11次代表大会都是这一派的会议，其他派别没有参加，也不承认它通过的决议和它产生的纲领机关），照常选举国际执行委员会和它的书记处。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是在1963年6月在意大利召开的第7次世界代表大会（又称重新统一代表大会）上，由“巴黎书记处”中的多数派与1953年分裂出去的“伦敦国际委员会”中的多数派重新联合组成的。统一书记处（又称巴黎联合书记处）的主要领导人有比利时的曼德尔、美国的杰克·伯恩斯等。它的总部设在巴黎，机关刊物是用法文出版的《第四国际》，并在美国出版了一份英文刊物《洲际新闻周刊》。参加统一书记处的主要是西欧和拉丁美洲的托洛茨基主义组织，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也支持它。

统一书记处中有两大集团：一是以曼德尔为首的欧洲人集团，一是以伯恩斯为首的美洲人集团。双方在许多问题上都存在着分歧和斗争。曼德尔的理论观点是同意书基础活动的指针。曼德尔主张根据实际情况对托洛茨基的传统理论加以修改，把托洛茨基主义教条与社会改良主义结合起来。因此，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被其他托派组织谴责为“修正主义的中心”。

第四国际国际委员会

第四国际国际委员会是1953年因对苏联发生的“非约瑟夫·斯大林化”意义的评价问题上，以及对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应否从事建立群众性政党问题上出现的分歧而从第四国际国际书记处中分裂出来的，被人们称为第四国际的正统派。领导机构设在伦敦。最初的主要领导人是英国的托派分子杰·希利和迈·班达。它出版两种刊物：一种是用英文出版的《第四国际》，另一种是用英文和法文出版的《国际通讯》。它在英、美、德、澳、爱尔兰、希、葡等国设有支部或小组，其核心是英国工人革命党（原名英国社会主义劳工联盟）。

国际委员会在组织上比较松散，各支部之间联系不是十分密切。该集团的主要口号是“重建第四国际”，反对对托洛茨基主义作任何修改，谴责“巴黎联合书记处”是修正主义。国际委员会反对“打进去”策略，认为这是修正主义（巴黎书记处以及后来的巴黎联合书记处）屈从于斯大林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放弃建立独立工人政党的表现；反对关于“世界革命”由三部分构成的理论，认为这时修正主义在位资产阶级控制公认运动和阻挠建立革命政党作掩护，认为根本不存在殖民地革命，前殖民地民族主义政权基本上是世界资产阶级的一部分，没有资本主义国家里的革命胜利就不可能有殖民地革命；反对在中苏双方间寻找谁能充分表达国际社会主义需要的错误态度，认为双方并无重大区别；反对对古巴革命战争作过多的肯定，认为它抛弃了一系列原则，采取了错误的立场。该集团很少召开国际会议。它所持的立场和主张经常是通过来自各国支部的文件，由委员会同各支部交换后确定的。该集团被其他托洛茨基主义组织指责为“在政治上招摇撞骗”，甚至说它是“政治匪帮”。而巴黎联合书记处又反称它是“修正主义和取消主义的中心”。

拉丁美洲第四国际书记处

拉丁美洲第四国际书记处是1962年因在关于不同地区的革命的相互关系、中苏争论的意义和对双方应持的态度等问题上发生分歧而脱离“巴黎书记处”的一个较大的集团。它的总部设在墨西哥。最初的主要领导人是阿根廷的托派分子丁·波萨达斯。它的机关刊物是西班牙文的《第四国际》。拉丁美洲第四国际书记处的前身是第四国际拉丁美洲局。原来它的组织都在拉丁美洲，1962年分裂后，他们积极在欧洲和其他地区发展组织，它在阿根廷、玻利维亚、巴西、厄瓜多尔、墨西哥、秘鲁、乌拉圭以及法、英、比、德、西班牙、意、希、阿尔及利亚等国建立了支部和小组，出版了大量的刊物，并自称同非洲和亚洲的个别人建立了联系。这一派组织的名称多数都取名“革命工人党”或“革命共产党”。

拉丁美洲第四国际书记处可谓是托洛茨基主义这个极端左翼派中的极左派，公开主张“超激进”，宣称极左是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活动的组织基础。该派具有若干不同于其他托派的特点：①对波萨达斯的“个人崇拜”，干脆把自己的组织称为“波萨达斯国际”；在文章中经常宣称“托洛茨基-波萨达斯第四国际是历史十分需要的”；常常把波萨达斯的名字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名字相提并论。②坚持认为原子战不可避免，并认为一场原子战争之后必须是工人和社会主义的胜利；认为在革命中，游击战是一种次要手段，工人地方武装和总罢工是不可缺少的手段，总罢工时附带采取恐怖手段具有重要意义。③在中苏分歧中偏向中国，特别欣赏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认为它是“世界革命的中心”。④承认农民的革命性，并认为世界上70%的农民是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在“进行殖民地革命”后可立即过渡到社会主义。⑤主张结成“反帝统一战线”。

第四国际马克思主义革命倾向

第四国际马克思主义革命倾向是1963年“重新统一代表大会”上因在战略重点在何处和应否建立一个按民主集中制原则行事的第四国际问题上居于孟什维克的集团。领导人是帕布洛（化名拉普蒂）。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第四国际的主要领导人。会后不久，帕布洛集团开始出版名为《在社会主义旗帜下》的杂志，宣传自己的观点，从而使它同多数派的矛盾进一步尖锐化。1965年11月，这个集团单独召开了有40人参加的代表大会，谴责巴黎统一书记处搞“宗派”和“背离托洛茨基主义”，宣布建立自己的组织，称为“马克思主义革命倾向”。它的组织主要在西欧和澳大利亚，在法、比、德、澳大利亚以及拉丁美洲个别国家建有支部。

第四国际马克思主义革命倾向很重视殖民地改革和自治制度（又称自管制度），公开主张修改托洛茨基主义和放弃第四国际德牌子，声明自己只进行理论上德探索和研究，力争建立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际”，但不再使用“第四国际”的提法，公开宣布了自我否定的思想。该派既受到托派右派的批判，又受到托派左派的批判，常常被指责为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派别。

国际托洛茨基主义倾向或斯巴达克同盟

国际托洛茨基主义倾向或斯巴达克同盟是由一个美国托派组织发起成立的，这个组织在1964年自称为“斯巴达克同盟”，并于1966年脱离伦敦“国际委员会”而成为一个独立的派别。它在美、英、德、新西兰等国拥有支持者。它提出要争取建立一个民主集中的国际倾向，以取代那些冒牌的托派代表们在政治上的招摇撞骗和组织上已经土崩瓦解的联盟。它宣告第四国际是不存在的，指责其他国际组织从宗派主义出发妄自尊大地想冒充“唯一的国际”或“核心”以吞并其余的托洛茨基主义。它的基本口号是“争取成立国际托洛茨基主义倾向”这一组织。

争取重建第四国际或第四国际改组派

争取重建第四国际或第四国际改组派是1965年5月从“国际委员会”中分裂出来的。主要领导人是法国的皮·朗贝尔和斯·朱斯特。出版《真理》杂志。参加该集团的有西欧和拉美的一些托派组织，在法、德、希、英、西班牙、墨西哥等国建有组织，其核心是法国的“国际共产主义组织”。它也自称是正统的托洛茨基主义，主要口号和国际委员会一样，是争取重建第四国际，而且态度比国际委员会更坚决。该派指责国际委员会搞“宗派主义”，“只面向英语国家”；指责统一书记处是“修正主义的中心”。它宣称，第四国际没有死亡，应该得到重建，而且必须以正统的托洛茨基主义立场行事，重建1938年列·托洛茨基创建的第四国际。

其他

除了上述6个自称第四国际的列夫·托洛茨基派别以外，还有一些不自称第四国际或者不属于第四国际的托派组织，其中最大的一个是“国际社会主义”，参加这个集团的是沙赫特满的拥护者。他们认为苏联在解体之前就早已蜕变为普通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美国、加拿大都有它的组织，相互之间保持着联系。

组织象征

党章纲领

过渡纲领

《过渡纲领》全称为《资本主义的垂死呻吟和第四国际的任务》，于1938年9月3日在第四国际第1次代表大会上通过，其要点是：从资本主义准备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意义上说，世界资本主义已经“过分成熟”，“人类的生产力已经再没有进步发展的可能”；由于没有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整个人类文明有遭到浩劫的危险”；“现在一切取决于无产阶级，而首先取决于它的革命先锋队”；“各国共产党和苏联都不想革命”；人类的历史危机就在于“革命领导的危机”。《过渡纲领》不仅提出所谓“帮助群众在日常斗争过程中找到沟通目前的要求和革命的社会主义纲领之间的桥梁的一整个过渡要求”，而且还提出了“围绕过渡要求动员群众，准备夺取政权”的任务。

政治革命纲领

关于“政治革命”的纲领，托派的“政治革命”纲领经过不断补充和发挥已趋系统化，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反对政治压迫，恢复和发展工人民主

反对政治压迫，恢复和发展工人民主。托派认为，这是政治革命中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实现这一条的根本措施是取消党对政权的领导，真正实现一切政权归苏维埃或工人委员会，实行工会组织的独立自主。他们认为，无产阶级政党与国家政权的关系是平行的，而不是从属的。党是通过自己的活动影响苏维埃，而不是从组织上领导苏维埃。党对苏维埃的影响作用主要是：其一，提出可供选择的干部；其二，提供行动纲领。党要服从苏维埃的民主决定，即使决定是错误的，也应由工人阶级在实践中去纠正。为了实现苏维埃民主，必须实行工人阶级内部的或苏维埃内部的多党制，使苏维埃代表能在各党提出的纲领、计划中进行比较、选择，并使各党相互竞争和制约，为了保证苏维埃民主，他们还提出了实行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分流和各权力机关独立自主、相互制约的原则，即把权利分散给管理工厂的工人委员会（生产管理权）、维护作为消费者的工人的利益的工会（监督权）、行使无产阶级政治权利的苏维埃或人民委员会（政治权），同时使这三者都能独立自主地行使自己地职能。

他们还主张实行“真正”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罢工自由，主张废除审查制度，在社会、科学和艺术生活等一切领域保证有真正思想自由的权利。他们认为，所有政党只要它们在实践中尊重社会主义的合法性，不从事反对工人政权的武装斗争，就应允许合法存在，享有同其他政党平等使用一切宣传出版工具的权利。

反对官僚特权，消灭社会不平等

反对官僚特权，消灭社会不平等。由工人群众直接讨论和决定分配；认真执行国家干部的工资不超过熟练工人水平的原则；反对纵向劳动分工，大幅度缩减机械性劳动和重复性劳动的持续时间，实行白领工人每周以一定数量的时间普遍地回到工业和服务性劳动中去；废除个人生产定额和计件制，减少诸如增设“计时员”之类的非生产劳动；消灭一切物质特权，尤其是要消灭那些行使特殊职能有关的特权，以及在占有物质产品方面以无偿使用和种种便利的形式而给予的特权，完全取消经济、政治和文化情报方面的“国家机密”；废除建立在官僚主义集中制基础上的全部等级结构；反对家长制家庭，使儿童受到良好教育，使妇女得到真正解放等。

反对同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

反对同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反对在国际上搞“阶级合作”和“阶级投降”；坚持支持各国革命，反对国际资产阶级；各工人国家之间建立联合阵线，作为走向经济一体化的一个步骤；军队实行民主化，并置于国际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

意识形态

20世纪初俄国工人运动中出现了以托洛茨基为代表的一种机会主义思潮，即托洛茨基主义。它的核心是“不断革命论”。1926年，托洛茨基在《总结与展望》一文中首先论述了这一思想，后又把它归纳为三个相互联系的不断革命思想，即民主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性；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性；国际革命的不断性。

之后，列夫·托洛茨基主义在拉丁美洲各国影响较大，在理论和策略上有所发展，又产生了新托洛茨基主义（或称现代托洛茨基主义）。新托洛茨基主义有如下几个特点：①信奉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推行极“左”路线，提出所谓反资本主义的世界革命，不顾事件、地点、条件，不顾各国具体情况，要求一下子搞世界革命；②除信奉“不断革命论”坚持搞世界革命外，其内部又形成了许多派别，他们的具体观点、策略各不相同，实际上是各种机会主义思潮的大杂烩。各派自认为自己的小宗派观点是正确的，相互斗争，不断分裂；③由于托洛茨基的极“左”政策得不到群众支持，因此经常改变自己的策略，甚至搞实用主义，投机取巧。这在一些偏激的青年知识分子中间，具有一定的影响。

组织交往

当代托洛茨基主义认为，各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开展革命斗争时，首先要同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行动，共同斗争。托派也主张在国内联合贫农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但坚决反对与中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建立反垄断资本的联盟，认为同这些力量联盟，就是奉行混淆阶级阵线的“阶级合作战略”。

此外，无论是承认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一定程度的革命性和进步性的托派集团，或者是持相反观点的托派集团，都反对无产阶级政党参加资产阶级政府或与资产阶级政党组成联合政府，都反对社会主义国家同民族主义者领导的国家实行“和平共处”，建立反帝反霸的国际统一战线，攻击各社会主义国家实行这一政策是搞阶级投降，背叛“世界革命”。

政治主张

第四国际的目的是帮助无产阶级和受帝国主义剥削的各国其它阶级提高政治意识的觉悟和组织起来，以便消除资本主义的压迫、匮乏、不安全、战争和杀戮。第四国际寻求建立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的原则是：工人阶级和所有的被压迫被剥削者的解放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提高无产阶级和受帝国主义剥削的其它阶级的政治觉醒和组织起来，乃是达到无阶级社会的第一步，志在确保民主的计划经济、持久和平、社会平等、保护生态环境、反对一切压迫和确保人类团结。

第四国际自称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建立起来的政党。托派从其“世界革命论”出发，要求在组织上也建立起超越民族国界的绝对集中统一的世界领导中心。第四国际的任务是领导全世界的社会主义革命。

“不断革命”论

“不断革命”论是第四国际的社会主义理论基础，其核心是“世界革命”。这一理论包含着互相联系的三个思想，具有三个不断性，即：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之间存在着革命发展的不断性；社会主义革命也是不断的，在整个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不允许社会达到平衡状态；社会主义革命是国际性的，它是在一国的基础上开始的，但只能在国际范围内完成，国际革命是不断的。“不断革命”论的基本论点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四国际所信奉的就是上述列夫·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托洛茨基去世后，尽管托洛茨基主义集团对“不断革命”论的某些方面在评价上存在着分歧，但他们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以托洛茨基的这个理论为指导的。在第四国际的所有组织中，不论属于哪一个派系或集团，它们的纲领都是以承认“不断革命”论的必要性为其基本特征的。

“世界革命”的战略构想

“世界革命”战略的构想在托洛茨基年代和其后的年代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不同。在托洛茨基年代，这一战略总的内容是“欧洲中心，共同胜利”。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前，它指的是以欧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首先取得共同胜利，然后再夺取全世界的胜利。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起，他明确宣布要在苏联实行“政治革命”，认为“约瑟夫·斯大林的官僚集团统治”既是“世界革命”延迟爆发的恶果，又是它未能爆发的主要因素，因此，在苏联实行“政治革命”是“世界革命”胜利的关键。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和胜利，当代大部分托派改变了列夫·托洛茨基对殖民地人民反帝斗争的轻视态度和关于“世界革命”战略的构想，明确地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规定为“世界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宣布现阶段为“世界革命”应由相互联系的三种革命组成：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典型”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在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反官僚阶层的“政治革命”；在被压迫民族国家进行“殖民地革命”，即把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和争取社会主义解放的斗争结合起来。在这一段时期内，他们把殖民地革命看作世界革命的主要力量和“先锋”，并由它来推动其他两部分的革命。在这种世界革命战略的指导下，托派拖出了洲际联邦的设想，即先建立“欧洲社会主义联邦”“亚洲社会主义联邦”，最后实现“世界社会主义联邦”。他们认为，在实现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胜利的过程中，不能一个一个地建立独立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是要消灭民族国家。为了实现州及联邦和世界联邦的设想，他们极力鼓吹“革命输出”，认为胜利了的工人国家的首要任务不是建设民族国家，而是开展世界革命，输出革命。

客观条件

关于“世界革命”的客观条件。新老托洛茨基主义都认为，人类社会进入帝国主义时代以后，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客观条件已经普遍成熟。他们的“世界革命”战略，不考虑时间、地点、条件，无视各国情况差异，盲目推行“世界革命”。

主观条件

关于“世界革命”的主观条件。托派从其“世界革命”理论和战略的构想出发，极力主张建立世界革命的统一指挥中心，建立世界共产党——第四国际。他们认为，在帝国主义时代，不妥协地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除非是国际性的，否则绝对不会成功。各国无产阶级在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中，只有以阶级斗争为内容的无产阶级国际组织纲领作为基础，才能在长期内贯彻始终，并取得成功。在帝国主义时代，任何国家的共产党都不能仅仅或主要从本国的条件及其发展的趋势来确定自己的纲领，而须以国际纲领为基础，国际纲领绝不是各国纲领的简单的总和，也不是各国纲领共同特点的混合物。它是以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体系的状况及其发展趋势作为一个整体加以分析作为出发点的。这样的纲领只有国际领导机构才能制定。

领导力量与同盟军

关于“世界革命”的领导力量与同盟军。托洛茨基主义对无产阶级的革命性和领导作用，一般来说，在列夫·托洛茨基时代没有发生过动摇。战后的托派曾一度出现过混乱，他们一方面认为，由于科技的发展和广泛应用，由于工人阶级生活的改善和文化水平的提高，当代工人阶级具有比其祖辈、父辈们更优越的条件，尤其是科技水平的提高，使无产阶级掌权后，管理国家、组织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本领大大增强，从而使其在革命斗争中的主观条件更加成熟。但另一方面，他们在实际活动中又搞实用主义，不相信工人阶级的战斗性和领导能力，埋怨无产阶级“消极化”“士气低落”“已经睡着”“没有能力表现自己”。

策略

关于“世界革命”的策略。第四国际及其所属各组织实行的是“打进去”的策略。所谓“打进去”就是渗透到某些政党或集团中去，表面上忠于被渗透组织的目的和任务，而暗中却设法完成他们自己组织的任务，以便从中瓦解被渗透组织或拉出一些接收托派观点的成员。

途径

关于“世界革命”的途径。一般来说，托洛茨基主义是主张暴力革命的。他们把暴力革命理论绝对化、教条化，不仅把暴力和战争说成是达到社会主义的唯一道路，而且根据其“世界革命”的规定，把武装斗争和暴力革命的含义从各国无产阶级反对本国反动统治阶级的斗争手段扩大成全世界无产阶级共同及逆行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战争。他们声称，战争是革命的“催化剂”“加速器”，争取政权的斗争不可避免地要经历世界核战争。

殖民地革命

性质和任务问题

关于殖民地革命的性质和任务问题。第四国际认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发展“既有综合性质：最原始的经济形式同最新的资本主义技术及文化结合了起来。落后国家无产阶级政治活动的内容与此相同；争取实现最基本的民族独立和资本主义民主的斗争与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社会主义斗争结合了起来。此外，托派从其“合并发展”理论出发，根本否认要把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在性质上区别开来，根本否认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要分阶段进行，根本否认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面临着不同的任务，需要制定不同的纲领，提出不同的口号。他们通常把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任务确定为：土地改革，消除帝国主义压迫，实现国家的真正统一。

民族资产阶级问题

关于殖民地革命中的民族资产阶级问题。殖民地国家中的民族资产阶级属于革命对象还是统战对象，新、老托派的看法不同。战前的托派将它归入革命对象中；而在战后，特别是从20实世纪50年代起，现代托洛茨基主义中的一部分人认为，某些殖民地和附属国中的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一定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他们中的某些人甚至能领导革命取得政治独立。由于这一观点的改变，他们明确宣布：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里有必要建立团结一切阶级的民族反帝统一战线，不要丝毫缩小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分子的有效斗争中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的联盟。

农民同盟军问题

关于殖民地革命中的农民同盟军问题。托洛茨基原先对农民的革命作用估计不足。托洛茨基虽然并不完全否认农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也不完全否认工农联盟的重要性，但他只承认它的下层的革命性，只承认革命斗争取得胜利时，广大农民才会参加斗争。而且还认为，当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开始后，广大农民又会离开无产阶级，甚至同无产阶级对抗。总的来说，他对农民的革命性持消极看法。

道路和形式问题

关于殖民地革命中的道路和形式问题。在中国革命胜利以前，托洛茨基和第四国际基本上是以俄国经验为模式，指导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革命。中国革命胜利后，第四国际改变了对游击战的态度。古巴革命胜利以后，他们把游击战争提到了更高的地位，某些托派组织效法古巴，在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开展了游击活动中心。截至20世纪60年代末，第四国际更把游击中心道路提到了战略高度，说它是拉丁美洲和不发达国家革命的基本道路。现代托派坚决主张各殖民地、附属国走暴力革命的道路，反对“和平过渡”。

“工人国家”的“政治革命”

过渡社会

关于“工人国家”和“过渡社会”。托派始终否认当今世界上有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事实。第四国际把世界上所有由共产党领导的国家，统称为工人国家，认为这些国家虽然具有工人阶级的性质，但还不是社会主义社会，而只是处于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阶段，这样的社会只能叫过渡社会。

官僚主义和官僚集团

所谓“官僚主义”问题，托派认为，它是伴随着新的专业化（旧的专业化是指资产阶级从事管理，无产阶级从事体力劳动）而产生的。只要有些人专职地、长期地从事政治工作和工会工作，那么官僚主义就有可能潜在地发展起来。所谓“官僚问题”，托派认为，“工人国家”中官僚主义的本质是特权阶层问题、统治集团问题，而不只是工作作风、工作方法和一般地脱离群众的问题。

“政治革命”含义及其主要依据

关于“工人国家”中的“政治革命”的含义及其主要依据。当代托派认为，政治革命同社会革命是有区别的。其一，社会革命要改变生产方式，而政治革命原则上不改变生产方式；政治革命以后，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原则仍然保留着，改变的只是它的具体内容和不民主的形式。其二，社会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它打倒的是一个敌对的阶级，而政治革命则是政权由同一个阶级的一个阶层转移到另一个阶层手中的革命，它不改变政权的阶级性质；政治革命以后，建立起来的政权仍然是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形式虽然要彻底改变，但它的基本的社会属性——无产阶级性质不会改变。第四国际提出要在所有“工人国家”中都实行“政治革命”，其所谓的主要“依据”有三个，即这些国家的社会性质、政权性质、蜕化变质的程度（“官僚集团”的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