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除汉字运动
废除汉字运动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以钱玄同为主发起的关于汉字废除问题的运动。
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中国社会处于动乱时期，思想界无政府主义泛滥，大量知识分子在对中国的落后情况进行反思后产生了全盘西化的思想，并将汉字视为落后的文字，认为汉字阻碍文化的发展、导致国家贫弱。清末维新派的部分学者，如卢戆章、劳乃宣等主张汉字改革，发出了“汉字落后论”，提倡使用拼音方案。以吴稚晖为代表的新世纪派则主张“废除汉字”“径用世界语”。钱玄同早期受其师章太炎影响，并不赞同新世纪派废除汉字的主张。在袁世凯、丁巳复辟后，钱玄同对废除汉字的态度逐渐由平和转变为激烈。1918年4月，钱玄同发表《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正式提出废除汉字的极端主张，他认为废除汉字是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根本，提倡使用万国新语。其主张得到了大量知识分子的响应，陈独秀、胡适、吴玉章、瞿秋白、鲁迅等发表文章阐述其废除汉字的观点。其中，瞿秋白主张废除汉字后采用罗马化的新中国文，是汉字拉丁化理论的重要奠基人。
由于钱玄同等人“废除汉字”的主张过于偏激且具有认识偏差，故废除汉字运动未能得到普遍认同，仅停留于学理讨论层面，在实际操作层面由于实施难度大而未能展开。但“废除汉字”运动是近代中国社会追求进步与发展的一次尝试，其所引发的对汉字问题关注，促成了五四运动期间的“汉字革命”。在钱玄同等人的主张下，“国语罗马字拼音注式”，即26个拉丁字母的汉语拼音法于1928年正式被公布，汉语言文字得以走向国际化。1931年制订的“拉丁化新文字”，在苏联远东边疆地区的华侨、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陕甘宁边区中都有推行使用。1935年蔡元培、鲁迅、郭沫若、茅盾等688人提出《我们对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见》，指出拼音为中国大众所需要的新文字。20世纪50年代，吴玉章、胡乔木等学者主张简化汉字，作为开始实行拼音文字前的过渡期，国务院于1956年作出了《关于公布汉字简化方案的决议》。1958年2月1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批准公布《汉语拼音方案》，此后汉语拼音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历史背景
社会背景
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处于清末民初、新旧军阀割据混战的动乱时期，思想界出现了无政府主义思想。大量留洋归来或接受过新式教育的知识分子在看到了国家积贫积弱的现实后，认识到了中国与西方的差距，并对中国的落后进行了反思。在无政府主义思潮与进化观念的影响下，许多知识分子迫切渴求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便盲目认可西方的生产生活、制度文化等；产生了全盘西化，照搬一切西方制度的思想。
一部分有识之士中国落后之罪归于汉字，认为汉字繁复，阻碍了文化的普及并导致了国家的贫弱，因此他们认为须进行汉字改革。但不同派系的知识分子对汉字改革由不同的主张：有的主张对汉字进行简化；有的主张为汉字注音；有的主张废除汉字改为罗马文字等。
晚清维新派“汉字落后论”
清朝末年大量学者主张汉字改革，发出了“汉字落后论”，总结出各种使用拼音文字的方案。他们认为中国积贫积弱、落后于西方的根本原因在于教育的不发达；而教育无法普及在于文字识写难度高；文字识写难是因为汉字不是拼音字母，而是象形文字，与世界各国的拼音文字不同，故妨碍了文化交流，造成文化隔阂。
卢戆章在《中国第一快切音新字》一书的序言中说：“中国字或者是当今普天之下之字之至难者，……当今普天之下，除中国外，其余大概皆用二三十个字母为切音。”
劳乃宣在《简字全谱》中表示：“今之字比古篆隶，固为简矣，而比之东西各国犹繁。何也?彼主声而此主形也。主形则字多，字多则识之难；主声则字少，字少则识之易。”
新世纪派
留学于法国巴黎的无政府主义者吴稚晖、李石曾、褚民谊等，在1907年创办了无政府主义刊物《新世纪》中文周刊，发出了“废除汉字”“径用世界语”的语言变革主张。新世纪派认为中国应当舍弃汉字，以万国新语代之以万国新语。但其目的并非针对汉语言、文字本身，而是将语言文字视为工具，通过使用万国新语这一便利的工具，达到汲取欧美等先进文化的目的。
1908年，新世纪派代表人物吴稚晖曾在《新世纪》中撰文称：“中国文字，迟早必废。”后又发表《评前行君之“中国新语凡例”》一文，提出废除汉字、改用万国新语。章太炎在其《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中，对吴稚晖的主张表示反对。此关于汉字的优劣、废除问题展开了长久的争论，直到新文化运动时期，汉字革命已成为新文化运动先驱的共识。
钱玄同的思想转变
钱玄同作为章太炎的学生，早期赞同章太炎的观点，认同“未必西文较易于中文”，并对新世纪派以世界语代汉语的主张进行了讽刺。
袁世凯复辟帝制影响了钱玄同对中国汉字的看法，这一时期，他认为中国人思想愚昧、被封建统治者蒙蔽利用，其原因就是汉字难以掌握、妨碍了文化普及。据其1916年9月29的日记记载，钱玄同开始倾向新世纪派废除汉字、使用万国新语的主张；但此时钱玄同的主张相对平和，认为废除汉字的时机还不成熟，主张“不废汉文而用世界语”。
1917年丁巳复辟后，钱玄同对废除汉字的态度由平和转向激烈。钱玄同批判汉字“难易巧拙不可与欧洲文字同年而语”“此等文字亦实在不可以记载新文明之事物”。
事件过程
提出
1918年4月，钱玄同在《新青年》第四卷第四期上发表《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指出“汉字不适用于新时代，必须予以废除”，至此正式提出废除汉字的极端主张。钱玄同还在其致陈独秀、胡适的信函中指出要废除孔学、道学等，以驱除国人顽固愚昧的思想，故而首先要废除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的汉字，认为这是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根本。
发展
钱玄同的“废除汉字”主张得到了大量中国知识分子的响应，并就废除汉字后使用哪种文字进行替代提出了不同的观点。至此，汉字成为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罪恶、落后的文化根源。此后很多人开始在不同的场合发表对“废除汉字”的看法。
一部分仅要求废除汉字，但并没有提出用哪些文字形式来替代汉字。比如中国人民大学创始人吴玉章认为汉字是古代与封建社会的产物，是统治阶级压迫劳苦群众的工具之一，为人民识字的障碍，已经不适应时代，应当废除。中国新文化运动先驱、文学家、语言学家和教育家刘半农说也认为汉字不灭则中国新文化无望。另外，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傅斯年认为汉字阻碍了知识的传播，应当废除。
另一部分不仅要求废除汉字，还明确提出相应的替代方案。比如钱玄同认为废除汉字后，可以使用世界语作为中国的文字。陈独秀和胡适都认为汉字应当废除，并使用罗马字母来取代汉字。瞿秋白也认为可使用罗马字母来取代汉字。另外，鲁迅又在其《中国语文的新生》一文中对“废除汉字论”进行了明确的系统化的阐述，他认为“中国现在的所谓中国字和中国文，已经不是中国大家的东西了。”并认为基于当时中国的国情，实行拼音文字必然使文字难以统一，所以主张推行拉丁文。除此之外，五四运动时期的《新潮》杂志也鼓吹由罗马化的拼英文替代汉字。
钱玄同所提出的“废除汉字”主张虽受到了大量知识分子的支持与认可，但其主张具有认知偏差，汉字的废除与否不以部分人的主观意志而定，废除汉字没有得到当时中原地区社会的人们的普遍认同，也没有形成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流思想。且“废除汉字”多停留于学理讨论层面，在实际操作层面由于实施难度大而未能展开。
结果与影响
“废除汉字”运动因其观点的偏激和不考虑实际国情而最终未能成功，但“废除汉字”运动是近代中国社会追求进步与发展的一次尝试，钱玄同等人在“废除汉字”运动中指出了汉字发展的困境，提出的见解促进了汉语改革，奠定了现代汉语的规范化、汉语拼音设计等多方面的工作基础。
相关后续
“汉字革命”
“废除汉字”的主张在知识分子界广泛传播并受到认可，最终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中形成了改革落后文字的新文化运动，并引发了“汉字革命”。赵元任发表《国语罗马字的研究》主张应完全采用拉丁字母，提出了其“国语罗马字的草稿”；黎锦熙发表了《汉字革命军前进的一条大路》，在文中对汉语词的连写问题作了系统的研究；蔡元培则主张汉字拼音化以推进汉字改革。
1920年后钱玄同认为使用世界语、抱有世界大同理想的文字改革难以实施，故而转向“改革传达越南语的文字工具使之‘世界化’”。
1922年，《国语月刊》发表了由黎锦晖提案，钱玄同、黎锦熙等连署的《废除汉字采用新拼音文字案》，与《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构成了以钱玄同为核心人物的“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第四次大会两个重要的议案。
1923年，钱玄同有发表了《汉字革命》，认为汉字具有难识、难写之罪，妨碍了教育的普及和知识的传播，是关乎教育普及、国语统一、国语文学发展、新知识表达等的根本问题。钱玄同还在文中表达了其对汉字改革的理想与规划，并将汉字改革后的新文字定为国语罗马字。钱玄同写道：“我敢大胆宣言：汉字不革命，则教育决不能普及，越南语决不能统一，国语的文学决不能充分的发展，全世界的人们公有的新道理、新学问、新知识决不能很便利、很自由地用国语写出。”钱玄同还在1923年国语研究会召开的第五次常务大会上提出组织“国语罗马字”委员会的议案。此后他与黎锦熙、赵元任、汪怡等人致力于研究、涉及国语罗马字，于1926年制作出“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1928年由中华民国大学院公布。其“国语罗马字拼音注式”即26个拉丁字母的汉语拼音法，促进了汉语言文字的国际化。汉语罗马化提升了中国下层民众的文化水平、普及了教育，并为中国文学通俗化的变革打下了基础。
1930年在左派作家对“文艺大众化”进行了讨论，瞿秋白提出通过汉语拉丁化以取代汉字，并认为方言也应拉丁化。1931年，瞿秋白、吴玉章等人制订了“拉丁化新文字”，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衍生出“拉丁化新文字”运动；拉丁化新文字在苏联远东边疆地区的华侨、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当地陕甘宁边区去、敌后解放前区中都有推行使用。
1934年，上海市文化界展开对大众语的讨论，钱玄同反对左翼文字改革的罗马化方案对越南语的统一，国语罗马字的支持者开始主张“只任简体字”。至此拉丁化和罗马字的主要取向都变为：废除汉字改用拼音文字。蔡元培、鲁迅、郭沫若、茅盾等688人于1935年12月提出《我们对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见》，指出：“中国大众所需要的新文字是拼音的新文字。”其主张得到了后世吕叔湘、周有光等现代语言学家的支持，并将拼音文字看作为汉字改革的最终目标。
简化汉字与拼音
新中国成立后，对汉字去留的问题再次受到关注。毛泽东在致蒋竹如信函终表示：“拼音文字是较便利的一种文字形式。汉字太繁难，目前只作简化改革，将来总有一天要作根本改革的。”他赞成进行文字改革，主张以正确的态度和方法学习外国优秀文字。
20世纪50年代，吴玉章、胡乔木等学者多次论证简化汉字的使用，认为在开始实行拼音文字前，需要有一个新旧文字并用的过渡时期；主张适当整理、简化汉字，减少其在书写、教学与阅读方面的困难；并称“汉字的简化是汉字改革的第一步。”1955年全国政协举行报告会上，吴玉章、胡乔木等对汉字简化与改革问题作出报告，在文改会与全国政协讨论下提出、修改了《汉字简化方案草案》。1956年，国务院作出了《关于公布汉字简化方案的决议》。
1958年2月1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批准公布《汉语拼音方案》。周恩来在《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报告中指出，汉语拼音的主要任务为为汉字注音和推广普通话，而非替代汉字。用拼音文字替代汉字的改革至此终止。此后，汉语拼音方案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小学生通过三周就可掌握汉语拼音，提高了儿童对汉语语音的掌握速度、推广了普通话。
评价
学者郜元宝对废除汉字革命运动的看法为：“（废除汉字）所改变的不是中国语言文字的表面，而是中国知识分子对待母语的关系与态度……外国语言的精神通过词汇、语法乃至说话的腔调，毕竟已经渗透到汉语中来了。这种渗透是以表面上看不见的形式发生的，但实际上，字汇、语法、声韵（白话文的腔调或瞿秋白所谓的‘文腔’）乃至基本语言观念即那决定人与语言的关系的若干基本的哲学领悟，已经被外来语言和外来文化深刻地‘重写’了。”
学者李敏生评价：“五四时期的‘废除汉字’论，在理论上还缺乏系统的说明，突出地表现为一种反封建的政治主张，把汉字简单地等同于反动的封建势力。这时候虽然没有出现汉字是属于封建社会的反动的上层建筑的词句，但实质上却和后来出现的汉字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的主张是完全一致的。”
学者左玉河评价：“钱玄同提出的“废除汉字”的偏激主张，体现了他与传统彻底断绝联系的决绝态度，也确实看到了中国汉字的短处。他有感于汉字难识难写，妨碍了教育的普及和文化的传播而提倡彻底废止，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中国汉字的某些弊端，尽管有一定道理，但这种偏激的文化主张总体上是错误的。语言文字是民族文化的基本构成要素，是维系民族共同体的重要工具，不能单纯凭某些人的主观意志而取消。汉字作为中华文明的构成要素和价值符号，承载了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明发展史，维系着民族精神和血脉亲情，是不可能完全废除的。”
相关纪念
位于河南省安阳市的中国文字博物馆于2022年11月16日建成开放，主要包括宣文馆、徽文馆、博文馆等主体建筑和汉字公园等组成的汉字文化园区。其中，宣文馆内常设基本陈列“中国文字发展史”展厅，以展示汉字的发展、演变历程。
参考资料
“废汉字”公案及后来.文汇网.2024-02-26
政协与文字改革.人民政协网.2024-03-18
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字改革.中共六安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2024-03-18
博物馆简介.中国文字博物馆.2024-0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