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培根

甘培根，男，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著名金融学家，全国政协第八届委员会委员，北京市政协第七届常务委员，民革中央第七、八届常务委员会委员、第九、十届委员会顾问，民革北京市委员会第九、十届副主任委员，原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主任。

生平简介

甘培根30岁被打成右派，32岁腿部致残，54岁才在政治上获得新生。他于1952年加入民革，60岁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无论他的经历多么坎坷，在逆境和顺境中，他总是兢兢业业地工作。特别是改革开放初期，他积极建议并参与了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的组建工作，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金融管理人才，这些当年的高才生至今仍是活跃在金融第一线上的高级管理人才。为了促进中国由计划经济的大一统银行制度向二级银行制度转变，他通过国家开放大学向全国宣传普及银行知识；他还主持编写了《外国银行制度与业务》一书，用大量篇幅介绍了外国银行和金融市场；作为全国及北京市政协委员，他还针对中国各个时期金融发展情况，多次发表可行性建议和意见……

甘培根用三个阶段总结自己的人生经历和事业成就，第一个阶段是1925年至1957年，那是一个人风华正茂的大好年华；第二个阶段是从1957年至1979年，这是甘培根一生中最坎坷的时期，是他遭受不公平待遇的阶段；改革开放到今天，则是甘培根最感欣慰的第三个阶段。

美满姻缘

1942年夏天，17岁的甘培根在成都市同时考上了武汉、重庆市、燕京等五所大学，因为对燕京大学这所刚刚从北平市迁往成都的颇具盛名的学府慕名已久，他毫不犹豫地选中了燕京大学经济系，成为该校在成都复校后招收的第一批新生。对于一直在相对闭塞的四川盆地接受小学、中学教育的甘培根来说，燕京大学的英文教学法，是一种全新的学习过程。天资聪颖的甘培根不仅很快习惯了新的学习环境，更在郑林庄、赵守愚、唐炳亮、陈志让等一批优秀教师的讲授下，得到了西方经济学的启蒙。和当时南迁的许多名牌大学一样，燕京大学也聚集了许多中国著名的教授、学者，师资力量很强。甘培根在学习经济学以外，还选学了陈寅恪、吴宓等老师的国文课，这为他打下了较为深厚的文学基础。几十年后，当甘培根回忆起在燕京大学的学习经历时，他说，燕京大学不仅给了我接受东西方教育和文化的机会，更使我得到了结识终生爱人康力并缔结美满姻缘的机会。

1943年读大学二年级时，甘培根认识了同在燕京读书的康力，那时她从金陵女子大学刚刚转学到燕大新闻系。康力的出身颇为显赫，她是当时四川省一个很有声望的民族资本家的千金。其父康心之是四川美丰银行董事、四川省银行总经理、国家银行顾问。康力在上海中西女中、金陵女大接受的都是西方的教育，她开朗、漂亮，在燕大校园里颇为抢眼。大概是甘培根的聪颖以及朴实又俊秀的形象吸引了这位大家闺秀吧，在众多同学中，康力唯独对甘培根产生了好感。几年的同学生活，他们都朝夕相处，彼此相爱日深。甘培根说，受过多年“洋”教育的康力与自己这个土生土长土气十足的青年恋爱，曾引起周围一些人的惊诧和不解，可是年轻的康力根本不被别人的看法所动，她坚信自己的眼光和感觉。不仅康力与自己真诚相爱，她的家庭也没有过多地为难这对相爱的年轻人，大学毕业后，他们就在成都市举行了中西结合式的婚礼。

海归金融家

1948年，甘培根考上了政府派出的自费留学生，来到美国加州的太平洋大学攻读硕士学位。1949年10月，还没有完成硕士论文答辩的甘培根，因思乡心切踏上了据说是最后一艘免费运送留学生回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客轮。本来打算返回美国完成答辩后再回国工作的，可是祖国处处洋溢的那种建设的热潮感染着甘培根，他热血沸腾，决定留下来。就这样，甘培根成了新中国第一批“海归”人士。那个年代，“海归”的年轻人不多，学习金融的更是少见。1950年8月，甘培根被分配在中国人民银行国外业务局从事外汇管理业务和国际金融业务，25岁的甘培根风华正茂朝气蓬勃，尽情地施展着自己的才华，真是如鱼得水。

当时许多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新独立的国家货币没有中文译名，这给工作带来困难。甘培根与同事徐静波一起翻阅资料，编写了《世界货币手册》。这本书出版后非常受欢迎，当时出国人员人手一册，他们所翻译的多国货币译名一直沿用至今。充满活力的甘培根喜欢打球，排球场上，羽毛球场上，都能见到他的身影。他还喜欢跳舞，在50年代风靡一时的交谊舞会上，甘培根的翩翩舞姿也给许多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白手起家

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建设焕发了甘培根的激情，正在他充满热情地投入在自己喜爱的工作时，1957年开展的反右斗争给了他当头一棒！甘培根万万没有想到忽然间自己被莫名其妙地扣上了“甘归集团”（指甘培根和归淇章右派小集团）的帽子。这场反右运动给了甘培根铭心刻骨的“教训”，他的生活和命运发生了巨大改变。甘培根被划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建设的右派分子，与几百个同样罪名的人一起，从北京双桥农场，被送往两千多公里以外的北大荒853农场接受监督劳动。每当北风刮来，北大荒几乎转眼间就会变得白雪皑皑。在茫茫荒原、瑟瑟寒风中，心里充满委屈的甘培根苦熬着岁月。甘培根说，自己在那时能够坚持活下来，靠的是信念。他说，想到自己对家庭的责任就能克服一切困难；想到自己曾经的理想，就能往前看，挺得住，不绝望。

1961年春夏之交，正是国家经济困难时期。不幸的是他患上了急性化脓性髋关节炎，病倒了！偏远的853农场医院医疗条件十分简陋，医生对这样疑难的病人几乎束手无策。当时北大荒条件恶化，伤病人员增加，中央决定把这些仍在853农场劳动的“右派”调回原单位或另行分配工作。但甘培根失去了这个机会，他因病情严重，只得继续留在医院，发着高烧、孤单一人躺在病床上。远在北京的康力得知情况，独自一人乘火车赶往北大荒。看到甘培根躺在农场小医院的病床上显得那么无助，她心如刀绞。第二天，在康力的要求下，甘培根被人用担架抬着乘火车转到北京医治。甘培根的生命保住了，但他的一条腿却落下了残疾。那一年甘培根才36岁。

编纂金融史

1963—1977年间，甘培根被安排到人民银行参事室搞史料，在妻子的鼓励下，“坐冷板凳”期间，他静下心来翻阅了大量书籍，从自己在燕京大学时所学的一点点货币学入手，潜心搜集、整理，研究起了中国近代货币史料。甘培根是个做事认真的人，无论做什么事情，他都要做得最好。虽然整日拄着手杖，拖着病残的腿；虽然一天天埋头在充满尘土味的资料室里，甘培根居然对这份工作产生了感情！每当他发现一份重要的档案，都会喜出望外，细心地抄录下来，有时还把自己的一些心得体会写出文章来发表。

他参与编并出版了《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二、三辑，这套书集中了从清朝到北洋军阀、国民政府时期的大量档案资料，对研究中国的金融、货币和银行史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运用自己深厚的英文功底，甘培根与人合译并出版了60万字的《美国花旗银行在华史料》和《汇丰银行百年简史》，为今后撰写在华外资银行丛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甘培根他们所做的这一切绝不是一般的史料整理工作，对于经历了一场文化浩劫百废待兴的中国来说，这是对货币银行档案资料的一次历史性抢救，它为中国近代货币银行史填补了一块巨大的空白。

金融体制改革

1979年，甘培根被错划成“右派”的问题得到纠正，在政治上获得了新生。不久，他从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金融研究所的一名一等行员提升为该所的副所长（1980—1994）、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主任（1981—1994）、名誉主任（1994—2001）、中国金融学院副院长（1987—1992）、中国金融培训中心主任（1987—1991），在这期间他还先后7次到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进修、考察与讲学。

20世纪80年代，中国整个金融体系的改革落后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曾一度造成了银行资金短缺、金融秩序混乱的情况。作为从事了几十年金融工作的“老金融”，甘培根心中十分着急，他与几位志同道合的同事一起，根据金融方面的客观规律，提出一些改革金融体制的建议。因为当时中国的许多观念、制度还一直受几十年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对甘培根他们提出的建议，起初从上到下都有很多人不理解，也就更谈不上接受了。随着改革的步步推进，中央逐步加快了金融体制改革的步伐，这中间甘培根不遗余力地做了很多理论宣传和推动工作。

第一次讨论银行法时，初稿还是《中央银行法》和《商业银行法》。在后来的银行法定稿会上，甘培根提出应该把《中央银行法》改为《中国人民银行法》，因为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是这个法第一条赋予它的权利，法律规范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的行为，而人民银行是根据这个法律来成立的，因此不能叫《中央银行法》。最后经过反复讨论，大家接受了他的意见。改革开放不久，为了制订有关国家银行与商业银行的一些制度法规，甘培根在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不断向社会介绍西方银行制度的情况。他们编写了《中央银行比较研究》一书，对美、德等国中央银行各方面进行比较研究，介绍了西方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目标、货币政策工具，对金融的监管与财政的关系，如何加强宏观调控等方面的内容。在关于中央银行能否独立执行货币政策的问题上，国内一直有争论。甘培根认为，应该赋予中央银行独立执行货币政策的权力，中国人民银行不宜与政府财政部门距离太近。因为银行是发行货币的机构，财政部是花钱的机构，如果它们之间“不分彼此”，那财政部门随便花钱就太容易了。这就是在许多国家引发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之一。为了促进中国专业银行向商业银行转变，甘培根与人合编了《外国银行制度与业务》一书，在国内第一次系统地介绍了商业银行的理论、业务范围、资产负债管理以及金融市场的基本情况。该书不仅作为国家开放大学金融系的教材，而且他还与林志琦等人亲自作为该课程的电大主讲老师，给辅导员讲课。1993年初，他和林志琦、唐旭合作汇编“漫谈西方商业银行”的文章，在《中国城市金融》杂志上连载，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为中国专业银行向商业银行转变做了舆论准备。

创建研究生部

创建研究生部，即声名显赫的“五道口”，人称“中国银行家的摇篮”

说起自己在工作上取得的成就，甘培根总认为教书育人是自己最有成就感的事情，他说最喜欢听别人叫他甘老师，因为能在中国最急需金融人才的时候，他有幸承担起了为金融系统培养中高级人才的工作，其中包括20年来为国家开放大学与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合作创办的电大金融专科培养出成千上万名大专生和本科生。在甘培根为国家培养金融人才的故事中，最令人们津津乐道的是创建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当时的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坐落在北京西郊五道口的一个不起眼的旮，原东升公社卫生院的旧址上。那是铁道旁一座工字型的二层红砖楼，占地仅16亩，简陋而寒酸。1982年初，它迎来了第一批共18名硕士研究生。当时的教学设施也非常简陋，教学资料更是严重短缺。但甘培根和他的同事们始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走教学、科研、业务三结合的道路。为了使学生们的学习不与国际金融发展脱轨，人民银行总行专门聘请了北京大学陈岱孙、胡代光、厉以宁和人大的黄达担任人民银行研究生部的顾问和教授。经过甘培根多方联系，研究生部还找到许多已经在国际经济领域卓有成就的燕京大学校友担任导师或帮忙讲学。如：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赵靖、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研究员林志琦、费近仁，匹兹堡大学教授周舜莘，耶鲁大学教授费景汉……为研究生部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他们还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请来专家讲学，并长期聘请美国专家。由于教学上的成功，研究生部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当时许多国内外报刊将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誉为“中国银行家的摇篮”、“中国的哈佛商学院”。1986年11月，被称作“华尔街老板”的纽约证券交易所董事长约翰？范尔霖来到北京，参加中国证券市场研讨会第一次会议。14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这位远道而来的客人，并接受了他赠送的徽章。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陈慕华回赠范尔霖先生一张淡绿色的“飞乐音响”的股票。这个被称作“中国与股市握手”的历史镜头揭开了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序幕，迈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一步。许多人都看到了这一则报道，但他们或许还不了解就在此前一天，约翰？范尔霖先生曾兴致勃勃地参观了位于五道口的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那些貌不惊人的中国学生用英语连珠炮式的关于股票和期货的提问让他惊愕不已，他毫不犹豫地断言：“中国未来的金融家必将出现在这里！”

桃李满天下

20多年过去了，如今桃李满天下的甘培根提起他的学生，仍然如数家珍，脸上浮现着欣慰的笑容。甘培根记忆最深的是研究生院的第一批毕业生。第一届学生毕业之后都进了中国人民银行的各个机构。那时正是中国金融市场改革启动的时期，没过多少年，这些学生就碰上了极其难得的历史机遇，有了施展拳脚的机会，在金融领域做出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

1987年，刘自强成为中国第一家股票上市金融机构——深圳发展银行首任行长；1993年，夏斌成为深圳证券交易所首任总经理……事实上，如果把视野再放宽，可以发现中国金融领域的很多“第一”都是“五道口人”写就的：刘渝（82级）参与创立全国第一家企业法人股份制银行招商银行；廖熙文（82级）担任全国第一家证券公司“特区证券”首任总经理；戴志康（85级）在海南省创建中国第一只基金富岛基金；王令芬（82级）担任中国第一家外汇经纪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暨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的总经理；万建华（82级）组建了中国银联推出“一卡通”……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在20多年里先后培养出800多名硕士生、50多名博士生。从“五道口”出来的中国金融界精英们都不会忘记当年创办时的艰难，更不会忘记他们可敬的老师们。无论他们如今已经做到了多么高的职位，当年与同学们同吃同住，探讨金融话题至深夜的老师那和蔼的面容，常常浮现在眼前……在一次由历届毕业生发起组织的校庆上，同学们自豪地在黑板上写道：欢迎你回到中国的哈佛大学——金融的黄埔——中国金融企业家的摇篮！如今的“五道口”——研究生部早已蜚声海内外，并且还得到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银行的资助。

历任职务

大胆抒发观点，积极建言献策

自1988 年起，甘培根的社会职务逐渐增多，他先后当选两届民革中央常委、北京市政协第六七届委员、民革北京市委会副主委、全国政协第八届委员、第七八届北京市政协常委，在参政议政上，他发挥自己的业务所长，积极建言献策，他的许多提案与意见，受到有关单位的重视。1995年4月，王宝森等人长期隐瞒财政收入，挥霍浪费国家资产的严重经济犯罪案件被揭发。此案不仅暴露出法律和权力监督存在的缺陷，而且也表明北京市对财政预算的监督有着比较大的漏洞。当时，北京市政协正在召开大会，会上，委员们要求加强对财政预算的民主监督的呼声很高。而市政协能不能在民主监督上迈出步子，采取措施加强对市财政预算展开民主监督，也成为大家议论的焦点。甘培根在与多位北京政协常委交换了意见后，认为在当时北京市财政预算严重失控的特殊环境下，应该进一步发挥市政协民主监督的职能，加强对市财政预算收支情况的监督。他们建议北京市政协经济科技委员会成立专门小组，负责实施对财政预算的民主监督。但是当时建立市政协财政监督小组的难度很大。在既无法可依、无章可循，也无史可鉴的情况下，如果做不好就可能越位，甚至像人们所说，给政府添乱。但是，出于政协委员的责任感，大家仍然热情不减。在北京市政协第27次主席会议上，经科委提交了《关于对本市财政收支情况加强民主监督的设想》的报告后，得到了第26次常委会的批准，“财政预算协商监督小组”正式成立了，其中有民主党派成员4位，无党派人士2位，小组中的绝大多数成员是长期从事经济、金融、税务和法律工作的委员。甘培根被推选为财政预算协商监督小组组长。这个小组在十几年里发挥了积极作用，准确地行使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民主监督的职能，并得到了有关领导同志的充分肯定。

人物评价

甘培根就是这样一位敢于大胆抒发自己观点，积极建言献策的政协委员。在中国治理第一次通货膨胀时期，民革中央的一份建议曾多次受到国务院领导的表扬，那份建议就是由甘培根亲自执笔写就的。甘培根戏称自己是老金融，他尽职尽责地发挥着老金融的作用，他真诚地为祖国贡献着自己的智慧和能量。他先后以个人名义或与他人合作，提出了建立京津大金融区、建立环渤海发展银行等建议。据2005年1月17日新华社消息，国务院已正式批准在天津市组建渤海银行。

参考资料

言传身教爱永存——追忆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名誉主任甘培根.中国知网.2023-1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