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时代的一个小人物，曾做过八路的军分区司令，国民党的少将。1935年任河北省永清县保卫团第4预备队队长，1938年2月任人民自卫军独立1团团长，6月任八路军第3纵队1支队司令员，10月任冀中军区第5军分区司令员，1940年8月任冀中军区第10军分区司令员，1941年11月在河北清苑被日军俘获，1942年逃回。1945年8月任八路军热河纵队独立1旅副旅长，1946年1月任冀东军区第14军分区副司令员，1946年9月叛变投降国民党军，10月任第11战区司令长官部少将视察专员，1947年1月任冀中五县联防司令兼安次区县长，1948年5月任河北省第3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11月18日在天津市西率部投诚。后任解放军冀中军区独立第1支队支队长。
1951年11月因历史问题被判处无期徒刑，1975年3月5日获特赦，1979年予以平反，恢复投诚人员身份，后任河南省人民政府参事，河南省政协委员。回忆录《我的失足和被挽救》刊登在天津文史资料上。
民国将军
早期经历
一、抗日游击队的建立
提到抗日游击队的建立，就不能不提到这支游击队的创建人——朱占奎。
朱占奎，号仲武，安次区县今廊坊市小益屯人，生于一九○九年。祖父曾是义和团团员，这使朱占奎从小就受到朴的爱国主义熏陶。他早年唱过戏，当过吹鼓手，也曾为富户做过护院的家丁。
一九三五年七月，当上了永清县保卫团队长，驻防龙虎庄。龙虎庄属永清四区。朱占奎一到这里就立刻卷入到王派以王治中、王建中兄弟俩为首与赵派以赵润民、石金甫为首的斗争中。王派受汉奸殷汝耕所谓“自治运动”的影响，密谋策划永清、安次、固安县等县的“自治运动”，并已和夫津曰寇取得了联系。而以知识分子和开明坤士为代表的赵派，多数读书识字，富有民族意识和朴素的爱国心。所以，朱占奎很快就站到了赵派一边，积缺反对王派的卖国投敌的罪恶行径。
“七·七”事变打破了平南安次、永清一代农民的“一头耕牛半亩田”的幻想，同时也激起了朱占奎、石金甫等；些爱国青年的抗战热情，几经商议，一致认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要尽快利用永清保卫团的武器，组织抗日队伍，打击日本侵略者。但是，龙虎庄朱占奎的保卫团，仅有一支手枪，两支大枪，怎能抗击日寇呢 为求得政府的委任和资助，朱占奎、石金甫、于富之永清人等人决定写出“公事”送给在永清县城筹备抗战的张专员，以待得到委任、资助，然后再拉队伍抗日。
张专员，名汉权。抗战前被中国国民党河北省主席冯治安委任为安次县县长。此人精明强干，有爱国思想和军事修养。“七·七”事变后，他立即组织安次民团操练，随时准备歼灭来犯之日寇。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五日，日军一举攻占廊坊市。张汉权县长一面动员安次县人民积极为抗击日寇的驻廊坊的国民党二十九军三十八师一二九旅筹措和运送给养；一面于二十六日亲率一部分民团赶往廊坊战场，配合国民党爱国将士反击日本侵略者。
战斗中，张汉权身先士卒，从二十六日晚上一直忙到二十七日拂晓前。由于军民同仇敌忾，密切配合，使三百多名鬼子死亡大部，而我抗日军民伤亡无几。这给了刚刚踏上廊坊土地而落足未稳的日寇当头一棒。为了集结更多的抗日志士更大规模地抗击日寇，一二九旅和县长张汉权带着胜利的喜悦和全体抗日将士一起于二十七日拂晓回到安次区城，早晨移驻永清县城，在那里砺兵马畜集力量，准备歼寇。
八月上旬，张汉权被国民党前线指挥所委任为河北省第五专署专员兼前敌执法官等职。他见到朱占奎的“公事”，第二天就派人到龙虎庄把朱占奎请到永清县城。他们一见如故，当即张汉权专员让秘书写了“安次抗日游击队长朱占奎”的委任令，并要求朱在组织队伍中自筹枪支，在可能的情况下，政府尽力配给。朱占奎接受委任后，他首先靠在龙虎庄一带的关系，动员龙虎庄的爱国青年参加游击队，而后返回安次，拿着张专员的委任令，请父老乡亲资助武器，向青年壮士宣传抗日道理。仅仅两天就有二十九人报名加入抗日队伍，光安次县小益屯一个村就有范国瑞（四十三岁，在游击队里年龄最大）、朱占英、田宝林，三人参加了抗日游击队。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八日，安次区第一支抗日武装队伍正式成立。这支抗日游击队共三十人，下设三个班，借得了给养费，分发了仅有的八支枪。
二、初战得胜
八月十九日上午九点，这支半武装部队，集合于永清文庙大殿前，接受了张汉权专员交给的破坏平津铁路、阻止日寇增援的任务。傍晚，队伍从永清出发到达德隆栈。次日，游击队员们以如何使第一次破路成功为题，进行了讨论。大家一致认为，要使这次破路成功，必须弄清情况，准备充分后，才能行动。这种统一的思想为首次破路告捷奠定了基础。下午“两点，张汉权派人给游击队送来了五十个臂章和五张张汉权的名片。臂章是白地兰边，正面中间横印着“铁血男儿”四个兰字，背面是号码，上面盖着张汉权的手章。名片背后也盖着张汉权的手章，以便于这支队伍和地方取得联系。大家戴上臂章，望着“铁血男儿”烁烁发光的四个字，想到即将开赴前线打击日寇，心里热乎乎的，决心完成破路任务，重创日寇，给父老乡亲立功。
游击队当晚住在安次县城西的宗史家务村，派出较有经验四十三岁的范国端背一条破布口袋连夜到廊坊车站铁路附近了解情况。次日天末亮，范国瑞返回了驻地，把铁路附近日寇布防和封锁情况报告给大家。游击队再次讨论作战方案，朱队长决定从日寇防备薄弱的地方动手。傍晚，队伍从宗史家务出发，到达离铁路南三里处的祝马房村。这里处在廊坊车站和落堡车站的中间，没有鬼子驻防。朱占奎让队员们暂在村东大庙休息待命，他孤身一人摸到村北三里处的铁道上，观察了地形，比试了螺丝钉的尺寸，步量了一截道轨的长度，而后返回大庙，做简短的战前动员后，便带领游击队撤到南面的裴家务。
八月二十二日上午，朱占奎又亲自到安次县城叫铁匠打制了撬棍和板手，还按真道轨的尺寸做了假道轨。回到裴家务和游击队员们一起试验破轨的方法。一切准备妥当，晚饭后这支半武装队伍又返回了祝马房大庙。朱占奎挑选八名持枪队员分为三组：一组两人到路北五十米处放哨；二组三人到破路地点以东一百五十米处警戒；三组三人到破路地点以西一百五十米处警戒。放哨队员坐在道轨上，一则防止传音，二则监视平、津方向的军车。其余队员轮流破路。破路完毕撤退的集合点仍是祝马房大庙。
布置完毕，时间已到夜问十一点，万籁俱寂，天上繁星点点，地下一片漆黑。游击队在队长朱占奎的率领下，神不知鬼不觉地向北走去。队员们怀着初战的喜悦和不安，迅速到达破路地点。按照队长的部署，队员们各就各位，有的警戒，有的拧螺丝，有的拔道丁，有的橇道轨，有条不紊，各自埋头奋战。不一会儿就有几个道钉被卸下，然而，“战斗”并不顺利，由于板手和撬杠钢口太软，仅卸下两个丝母和几个道钉就变形了，拧不动，撬不开了。队员们焦急万分，时间在不停地向前推移着。此时，日寇的列车轰隆轰隆地已连续开过了三辆。朱占奎看看星斗，大约凌晨三点了，时间不等人，怎么办这时又有一列火车从天津方面开来，朱占奎当机立断，他一面命令队员们收带工具南撤，一面抱起一块大石头放在铁路上，同时命令一队员拔一抱草盖上石头，而后他们接连滚到路南沟里，接着爬起来猛跑。当他们向南跑出五十多米时，敌车车头和前四节车厢因撞石而翻倒在路南的道沟里。不一会儿，翻斗的车箱里，响起了军马的嘶叫和日本兵的哭喊声。原来这是日寇运向西北前线的骑兵。让他们嘶叫吧游击队在朱占奎的带领下首战告捷，并顺利地撤回祝马房。
八月二十三日，安次抗日游击队首次破路成功的消息不翼而飞，很快在安次、永清一带传开。安次抗日游击队得到了张汉权的称赞，得到了河北省主席冯治安的快邮嘉奖。初战告捷，不仅打击了敌人，扩大了队伍，也大大激励了这些热血男儿的抗日热情。
三、二次破路
为了进一步打击敌人，安次县游击队遵照张汉权的指示，进行第二次破路准备。鉴于第一次破路经验，一定要准备好工具，大家四处寻找得心应手的板手和撬杠。他们终于在铁路维修点通过关系找来了卸道轨的工具。并制做了两面小黑旗和四面小白旗，确定了简单的旗语，免去了第一次在铁道上奔跑传讯的麻烦。
八月二十六日，游击队靠着地形、地物熟悉的条件，确定了破路目标即古县村一段铁轨。古县村位于廊坊市和万庄镇中间，……很有周旋的余地。根据计划，这支武装从双营渡河，经韩村，晚上到达炊庄。晚饭后，为防止坏人告密，队员们声称回韩村，十点时他们走出炊庄南口不远，往东一拐转身向北，过刘各庄村边，到达古县村西南停住。朱占奎再次孤身上铁路，弄清情况后回到队伍中布置任务，提出这次破路先整翻敌车，再抓住时机，冲上火车，消灭日寇。由于武器紧缺，这次破路只好把人员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拆道轨，一部分挖工事，事成后一齐冲向敌人。这次玻路，因为工具随手，所以游击队员们仅用了两个多小时，就卸掉一大段铁轨。
夜间一点多，抗日游击队按计划将准备好的大石块夹在铁轨破头处，立即撤入工事。时间不长。从廊坊开来了一列火车，列车临近了，却又停下来了，怎么回事队员们仔细地观察，发现这是一辆修、检道轨的轻油车，紧接着后面又一辆车开过采，一瞬间，喘着粗气的车头带着几十节车厢撞石脱轨翻车。游击队员正准备上车杀敌时，后面的轻油车开枪了，机关枪喷出火舌，密集的子弹向铁路两旁扫射，由于敌强我弱，不能靠近敌，游击队员们只好迅速撤往炊庄道口。安次区县抗日游击队虽未亲手杀死日寇，但第二次破路使日寇受到惨重损失，再次灭了日寇的威风，长了我中国人民的志气。
四、历史转折
安次县抗日游击队两次破铁道弄翻曰寇军列，使日本侵略者在军事上受到惨重损失。日寇为确保铁路运输畅通，调来了大批部队，沿路设防，并把军队推向平津路以南，以联队团为单位，沿村设防，用以阻止抗日游击队和中国国民党抗日军队的活动。而国民党政府在不抵抗的情况下，又把坚持抗战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调走，换上了万福麟的五十三军。九月初，国民党河北省府来电，任命朱占奎为河北省第五行政区游击总队队长，管辖安次、永清、霸州市、固安县、武清等县，这样已经扩大为六、七十人的安次抗日游击队归属为第五游击总队。他们继续坚持和日寇做斗争。
九月十三日，日寇派几十架飞机对固安、永清的交界处狂轰滥炸，接着日寇在坦克和大炮的掩护下大举向南进攻。国民党五十三军丢盔卸甲南逃了，河北第五游击总队，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为了保存力量，同张汉权一起撤到新镇。日寇在沿途烧杀掠抢，无恶不做，游击队员们个个气愤责填，决心回安次一带为乡亲们报仇雪恨。在朱占奎和队员们的一再要求下，张汉权批准了他们北上。然而这支游击队回到永清、霸县一带活动时，群众已被迫四处奔逃，部队作战给养等方面都十分困难，这支孤军万般无奈只好再次南撤。他们从文安县经郑州，过肃宁县，再经绕阳过安平县，到达安国，终于打听到了坚持抗战的冀中抗日人民自卫军的消息，游击队如久旱逢甘霖，朱占奎率领队伍直接去找人民自卫军司令员吕正操原国民党五十三军六九一团团长。吕司令了解安次游击队的情况后，立即将这支武装改编为人民自卫军第三团第一营，任命朱占奎为该营营长。
一九三八年二月十一日，冀中人民自卫军第三团第一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改编为人民自卫军北上抗日先锋队北上赴大清河北，开展起轰轰烈烈的抗日武装斗争，以后，又在抗日先锋队的基础上，改为冀中军区第五分区，抗日武装发展到一万五千多人，为开辟平、津、保三角地区抗日根据地建立了卓著的功勋。
投降疑案
战犯上坂胜在沈阳特别军事法庭接受审判时对此事的回忆（当时为163联队长） ......我想起了在此之前的一次战斗。那是1941年11月27日的事情，我率领步兵第163联队包围了河北省清苑区大李各庄。第3大队进村以后，派出以1名上等兵为首的5名侦察兵进行侦察。他们看到一个院子没有关门，便走进去，没想到从里面打出了子弹，他们马上应战。互相射击一阵之后，里面没声音了。他们马上冲进去，抓住了3名八路军。他们把这3个人带回大队部一审问，才知道其中一个人是八路军冀中军区第10军分区的司令员朱占魁将军。
我命令第3大队把这3名俘虏送到联队本部来住了一夜，第二天便把他们送到石家庄市的第110师司令部去。听说后来，朱占魁将军被日军从北京押送保定市时成功地逃跑了。在那次战斗中，包括朱占魁将军在内，我联队抓捕了35名俘虏，杀害了50名八路军战士，掠夺了步枪约60支。
何天义的“石家庄集中营始末”中也有所提及：保护同志，打击叛徒。由于阶级同情心和民族同情心，多数战俘管理干部，对待自己的难友比较关心。对主动投敌的叛徒、汉奸非常憎恨。战俘劳工入营审讯时，对于回答崇拜汪精卫的，往往得到的是训斥和臭骂；对于自称带枪投敌又屡教不改的汉奸，则以其是“假投降”，给以革命的惩罚，狠揍一顿或借敌人之手给以教训。例如冀中十分区司令员朱占魁被捕后，贪生怕死投靠日军，王铭三、赵玉英等人就动员大伙孤立他；而对于同其一块被捕的冀中军区供给部政委王文波，因其斗争坚决，以死抗争，大伙就想法抢救他，照顾他。同样，当女战俘将要遭敌人欺辱时，王铭三等挺身而出，而当王铭三被关进地牢时，王文波和总班长李文田等又积极营救。
在《聂荣臻回忆录》中有这样的记载：“有一天他突然到军区驻地寨北来找我。据他讲，他是在敌人押运中，跳火车逃出来的。他讲得天花乱坠，越说越离奇，越说越让人不相信。他吹他怎么大闹日本人的公堂，怎么识破日本人的美人计，日本人拿他没办法。我对他说的这些很怀疑。从他后来的表现看，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朱占魁叛变过好几次，这一次他已经叛变了，是被敌人放出来的。在解放战争中，他又叛变了。朱占魁是个流氓，很有一套鬼把戏，不从长期的行动上考察，往往会上他的当。当时，我是有警觉的，所以没让他再回冀中去，留在寨北住了一段时间。一九四三年，我们到延安市去的时候，把他带到了延安，本想对他认真审查，但是，在延安，没能给他作出结论，问题拖了下来。”
《华北治安战》专门提到过朱占魁，是这样说的：“方面军本想利用朱占魁在冀中展开政治工作，但他在被护送途中于1942年5月28日在望都附近逃跑。朱为原冀中第十分区司令，于1941年11月连同其卫兵被110师团俘虏。方面军指挥官召见了他，并通过华北政务委员会启新院对他进行了约两个月的怀柔工作。朱逃走后师团对朱占魁进行过通缉，但朱终于跑掉。由此可见，要让坚强的共产党员变节背叛，是很难办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