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巴基斯坦的最高间谍机构)

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Inter-Services Intelligence Agency, ISI）,是于1948年，由时任巴基斯坦陆军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英军少将考思姆组建的情报机构。

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在20世纪50年代，巴基斯坦总统可汗元帅扩大了他的职责范围，不仅需要确保国家的利益，还要密切关注反对派政客的活动，并确保军队在国内的统治地位。1958年，三军情报局的地位也随之大幅提升，原本向陆军参谋长报告变为直接向总统负责。第二次印巴战争中，三军情报局为军方提供了印度在克什米尔动向的重要情报，得到穆罕默德·阿尤布·汗的认可。1969年，三军情报局开始涉足东巴基斯坦的政治情报，其地位也被提升到“保护整个巴基斯坦国家利益”的层面。2002年初，佩尔韦兹·穆沙拉夫决定改组三军情报局，他解散与伊斯兰激进组织关系密切的阿富汗行动处和克什米尔行动处，并遣返40%人员回原单位。另外，三军情报局的一些机密部门，也被移到中央调查局。

该机构主要由7个处组成，分别是联合情报总处、联合情报处、联合反情报处、联合情报北方处、联合情报综合处、联合信号情报处、联合情报技术处。除此之外，还设有爆炸物处理小组和化学战小组。其任务是收集国外和国内情报，协调三军情报机构，并负责对本局干部、外国人和媒体、政治活跃分子、驻巴的外交官和巴驻国外的外交官进行监视，总部设在伊斯兰堡。

成立背景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两极格局的形成，导致双方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划分势力范围，南亚自然也成为美苏想竭力控制和影响的地区。第一次印巴战争爆发，巴基斯坦军事情报局无法有效协调陆海空三军的情报，导致参战部队各自为战，结果被印度武装部队各个击破。为解决这一困境，巴基斯坦准备建立三军情报局。

历史沿革

三军情报局堪称世界上最老牌的情报机构之一，1948年，三军情报局由时任巴基斯坦陆军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英军少将考思姆组建。在20世纪50年代，巴基斯坦总统可汗元帅扩大了他的职责范围，不仅需要确保国家的利益，还要密切关注反对派政客的活动，并确保军队在国内的统治地位。因此三军情报局就开始全面展开绝密的情报活动，监视国内政客、外国人、外国驻巴外交官、媒体和巴驻外国外交官等的行踪。他们还截收和破译电子通讯，实施秘密攻击行动。因此他们的权力的无限膨胀，使其发展成一个既不受军方领导，也不听命于政府的组织。其贪污、腐败的传闻不断。1958年，陆军参谋长穆罕默德·阿尤布·汗(Muhammad Ayub Khan)发动政变，推翻文官政府并担任总统，三军情报局的地位也随之大幅提升，原本向陆军参谋长报告变为直接向总统负责。第二次印巴战争中，三军情报局为军方提供了印度在克什米尔动向的重要情报，得到阿尤布·汗的认可。1969年，三军情报局开始涉足东巴基斯坦的政治情报，其地位也被提升到“保护整个巴基斯坦国家利益”的层面。

第三次印巴战争是三军情报局发展史上的重大转折点。该战导致巴基斯坦一分为二，丧失几近一半的领土。时任总统佐勒菲卡尔·布托(Zulfikar Ali Bhutto)将其归咎于情报失误，三军情报局发展随后陷入低谷。布托还曾试图建立一个与三军情报局平行的情报机构，摆脱对原有情报部门和军方的依赖，这一时期三军情报局在巴基斯坦政治结构中被不断挤压，政治地位也被遭到削弱。

1979年阿富汗战争，三军情报局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彼时巴基斯坦北部边境因苏联入侵而陷入严重的地缘安全困境，三军情报局开始不断在国家安全战略中发挥作用。此外，由于美苏在南亚的争霸，美国也迫切需要巴基斯坦发挥在地作用，对苏联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进行情报侦察。“9·11”恐袭事件后，美国反恐力度和决心大增，与三军情报局的情报合作也再度升级。三军情报局在国内政治安全和对外情报安全建设中的地位都得到强化，对国家政局的影响及对外政策的主导作用也不断增强。

2002年初，佩尔韦兹·穆沙拉夫决定改组三军情报局，他解散与伊斯兰激进组织关系密切的阿富汗行动处和克什米尔行动处，并遣返40%人员回原单位。另外，三军情报局的一些机密部门，也被移到中央调查局去，以防三军情报局权力过大，再出现“国中之国”局面。

运作机制

总部

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坐落在伊斯兰堡，是一幢戒备森严却没有任何标志的砖砌大楼。楼前有两块石碑，其中一块碑上刻着中国《孙子兵法》“用间篇”的原话：“非圣智者不能用间，非仁义者不能使间”，另一块上刻着美国名将巴顿的名言：“战争离不开欺骗”

下属组织架构及主要机构职能

该局现有10000名特工和雇员，这还不包括分布在世界各地的“线人”和“间谍小组”成员。

在巴基斯坦国家安全体系中的地位

在巴基斯坦情报组织构成上，作为直接情报业务机构的三军情报局占有重要地位，并与其他部门保持着指导、协调和业务关系.形式上，巴基斯坦总统统领全国情报机构，内阁总理直接领导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家指挥局、内阁国家安全事务办公室等职能部门的工作，主导国家安全事务。但实际上三军情报局及情报工作由陆军和国家安全委员会掌控，陆军实际控制三军情报局的机构、人事、业务等具体事务，国家安全委员会则负责根据三军情报局提供的情报信息提出战略性的情报决策和指导意见。巴基斯坦并不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文官政府。从职能上讲，尽管总理统摄国家安全诸部门事务，但在情安全上的话语权不高。巴基斯坦国家政治体制并非成熟的议会制政体，文官政府在国家政治结构呈现“半自主”特征，军队干成常态三军情报局局长在形式上受巴基斯坦总理提名并对其负责，但实际上由于历任情报局长人选都出自于陆军，因此陆军对情报局长的人选具有决定权。陆军这种“一家独大”的局面可从原巴基斯坦军事情报局所起作用以及军警数量在情报机构的占比窥见一二。此种情况下，巴基斯坦的情报安全体系呈现出军方主导、其他多机构协同的局面。

另一方面，国家安全委员会、国防部、国家指挥局、内政部以及内阁国家安全司等都与三军情报局联系密切，起到不同程度的指导、监督和协调功能。作为统筹国内外安全事务的最高机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主要功能是审查、决定国内外安全的重大事务，向委员会主席即总理提供关于国家安全发展的建议和协助。为提升报工作质量、减少三军情报局“越”行为，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提议支持下成立了巴基斯坦国家指挥局，主要职能就是对三军情报局等情报安全机构的工作进行监督。此外，内国安全司、国防部、内政部等也担负着一定的情报安全信息处理工作，并有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提供和汇报各自管辖范围内情报工作的义务，它们都直接或间接地与三军情报局有着不同形式的关系往来。从巴基斯坦情报安全行动机制来看，多领域渗透和多部门协同的综合、高效的情报结构体系已然形成。

工作侧重对象

军情报局根据情报工作对象、地缘安全环境以及对外安全政策等因素，对其下辖的二级情报机构进行了明确分工。这几大二级情报机构的工作重点围绕印度和巴阿境展开在地域上呈现“扎”特征，表现了突出的地缘政治色彩和对传统安全的重视。自巴基斯坦建国以来，印度一直是其安全防范、对抗的重点对象。双方在地缘政治上陷入了严重的二元对立的安全困境[3]。因此在情报机构设置上，三军情报局7个二级机构中，有4个重点针对印度。其中联合情报北方处(JIN)专门负责克什米尔地区的行动，通过直接渗透或培植情报代理人对印控克什米地区实施情报侦察。联合信号情报处(SIB)通过无线电等技术手段侦听、监测印巴边境地区的情报信，对在印控克什米尔地区活动的武装分子提供通信支持。联合反间谍情报处(CIB)用和监视巴基斯坦驻外机构外交官来获取印度、阿富汗等南亚国家的情报。联合情报处(JIB)专门内设了一个对印情报行动小组，负责搜集、整理和分析对印的政治情报。

除了在情报机构设置上重点向印度等南亚国家倾斜，三军情报局也通过加强与他国情报机构人员合作，甚至雇佣一些他国退役军官来开展对印情报工作，如“通过与尼泊尔孟拉、缅甸和斯里兰卡的报机构合作，在印巴边境地带建立了30多个情报据点对印度形成情报包围，甚至将各种分离主义运动转变为针对印度的泛伊斯兰教圣战”[4]。布里格·莫斯勒胡丁(Brig Moslehuddin)作为孟加拉国陆军军官，曾被三军情报局策反，接受反印行动的培训。1975年，莫斯勒胡丁在三军情报局暗中支持下刺杀了极度亲印的孟加拉国国父谢赫·拉赫曼(Sheikh Mujibur Rah- man)。三军情报局还曾策反印度军官贾维德·汗·拉托尔(Javeed Khan Rathore)，指使其参与袭扰印控克什米尔的武装行动。对此，印度曾多次指责三军情报局以多种手段支持印控克什米尔境内的武装分裂分子，以共同的宗教信仰为掩护，拉拢吸引当地的穆斯林居民，大肆发展“教徒情报人员，给印控克什米尔的管理带来了极大困扰。而阿富汗几乎所有的抵抗组织都与三军情报局有密切关联，部分抵抗组织甚至是其一手培养起来的。20世纪80代前，从事阿富汗抵抗运动的武装组织有80多个，后经三军情报局整合为7个。这其中，以古尔希丁·希克玛蒂尔(Gulbud-din Hikmatya)为首的伊斯兰政党逐渐成为三军情报局最青睐的阿富汗反对派组织。

发展困境

作为世界上历史悠久且经验丰富的情报机构之一，三军情报局自建国以来有效地化解了巴基斯坦所面临的内外部风险，但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其管辖的职能范围大肆扩张，组织机构杂臃，权力膨胀几乎不受监管。同时，三军情报局还借助巴基斯坦“伊斯兰教国家化”推行宗教极端主义的情报手段，对国内政局和地区局势产生极大影响。

组织体系重叠冗杂，内部结构失衡

尽管三军情报局实际影响甚至操控着国家安全，但巴基斯坦形式上是一个军政分离的政治体系。巴基斯坦的情报组织体系十分庞杂，除军方控制下的三军情报局外，内阁文职部门为了获得更大的生存空间，也成立了各自的情报系统，甚至成立了由总理直接领导的独立于三军情报局之外的国家指挥局。部门之间争权夺利、高度内耗。多个不同部门开展同一工作，导致功能重叠冗杂、工作效率低下，平添不必要的成本。加上巴基斯坦内部没有一个统一、有力的文职部门扮演协调、主导角色，政治和情相互织导内治结构的不稳定与不平衡。

而三军情报局内部部门和议程设置也呈现高度的重叠性。由南亚地安环境呈破碎性”，三情报局不得不扩展其情报业务以应对这种变化局势，然而也导致了情报机构庞大臃肿。据统计，三军情报局工作人员就有25000人之多，很多时候多个情报机构执行同一任务，花费大气力获得一个重复的情报信息，给联合情报处增添了无端的工作量。此外，三军情报局内部议程设置也高度重合，与实际形势发展也有所脱节。如前所述，三军情报局多个二级情报部门业务都涉及印度和巴阿边界，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情报行动冲突，同时对其他领域的情报工作投入不足。诸如在西北印度洋海上情报侦察、对国内俾路支分离势力的情报任务以及与国际社会的情报合作等方面都未能较好地凸显三军情报局的功能与作用。

缺乏有效监督，贪腐专权严重

与其他国家情报工作的专业化不同，三军情报局不仅由军队实际主导，而且几乎统揽了巴基斯坦内外部所有的情报工作，文官政府部门的一些内设情报机构形同摆设。同时，总理领导的内阁国家安全司、国家指挥局等多部门对三军情报局也未能够实现有效监督。三军情报局利用这一结构性漏洞，借助手中不受制约的权力，开展毒品交易、大肆敛财、政治暗杀、培植极端势力从事瓦解他国政权等灰色行动。一时间三军情报局被贴上了腐败、毒品、巨额不明来源资金等负面标签。

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三军情报局和巴基斯坦其他军事机构在美国的支持下，在阿富汗展开浩浩荡荡的反恐行动。由于美国担心深陷阿富汗战争泥潭，巴基斯坦便因此成为其在阿富汗打击阿富汗塔利班势力的最佳代理人。美国在资金、武器甚至指挥权限上赋予巴基斯坦安全部队广泛的权力，这也是三军情报局不受监管局面日益严峻的直接原因。这一时期，三军情报局许多官员利用职务便利随意支配未注明来源渠道和向用途的反恐经费。更不可思议的是，巴基斯坦行政当局还为三军情报局打掩护，试图掩盖其贪腐问题。不仅如此，一些三军情报局官员利用情报网络系统与富汗圣战组织进行毒品运输和交易活动，将毒品从西北边境走私贩运出去，而这也成为三军情报局有利可图的主要渠道之一。美国出于利用巴基斯坦在阿富汗进行反恐的考虑，也默许了这些行为。为开展在南亚地区的情报活动，美国在这一时期向巴基斯坦情报机构提供了近10亿美元的情报工作援助，这些援助大部分被三军情报局官员收入囊中，只有少数用于真正意义上的情报活动。此外，三军情报局还用贩毒所得资助旁遮普省和克什米尔地区针对印度的代理人行动。

巴基斯坦在情报机构的管理上也存在严重问题。自建国以来，一共有6个审查委员会对三军情报局的作和对外情报活动进行了业务审查，这足以说明三军情报局所涉及的问题繁多棘手。更为复杂的是，长时期的军人政权统治使得三军情报局有更大的权力滥用空间。三军情报局任意支配文官政府机构，从某种程度上来看它就是一个“影子政府”。从新闻报道、政治评论员和官僚的文章中也可以看出，无论是巴基斯坦军事政权还是文官政府时期，三军情报局都曾滥用手中的权力来促进他们的组织和个人利益，将国家利益抛诸脑后。

行为模式泛伊斯兰化和极端化

伊斯兰意识形态在巴基斯坦的国家观念中已然根深蒂固，这与军方和上层政治精英的政治价值倾向密不可分。早在齐亚政府时期，他将伊斯兰法披上巴基斯坦国家法律的外衣，将国家意识转化为伊斯兰化的官方政策，使巴基斯坦一度成为全球伊斯兰运动的意识形态中心。巴基斯坦伊斯兰组织由此也迅速发展，在成为一支装备精良和雄厚财力的政党的同时，也得到了军方和文职机构授予它们在国家政治中的特殊地位。这些伊斯兰主义者几乎不受法律框架的约束，屡屡破坏政府的外交决策，助长了宗教恐怖主义势力的生长，对地区安全局势造成了冲击和威胁。就连美国也曾将伊斯兰教极端势力视为除共产主义外的第二大威胁。在巴基斯坦内部，泛伊斯兰极端势力通过宗教在不同族群之间形成凝聚力，其行为也表现得更加激进。

三军情报局被指责其内部存在严重的激进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且利用这种极端思想同伊斯兰武装分子实施近乎于恐怖主义的活动。上世纪末，三军情报局每月花费近3万美元支持穆斯林圣战组织等极端宗教势力和激进组织在克什米尔地区的袭扰活动，试图借此夺取印度的控制权，并暗地支持印度阿萨邦的穆斯林分离主义和反印组织，试图搅乱印度国内局势。除通过宗手段获取情信息外，三军情报局成员也在日益泛伊斯兰教化。齐亚政府时期，大肆鼓励三军情报局成员和军队成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随着泛伊斯兰化进程加剧，三军情报局以情报侦察为借口，打压、暗杀宗异见，这无异于将巴基斯坦推向了国家恐怖主义的不归之路。此外，三军情报局还曾被爆与各种国内外宗教极端势力有密切联系。据悉，来自美国等西方国家70%的援助都分配给了与三军情报局关系极为密切的4个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组织。阿富汗塔利班创始人毛拉·奥马尔(MullahOmar)在阿富汗战争时期接受过三军情报局的多次培训。此后阿富汗塔利班的成立也得到了三军情报的实际支持。美国入侵阿富汗后，三军情报局又暗对毛拉·奥马尔领导的塔利班组织提供武器、军事专家甚至资金支。三军报局曾一度是阿富汗极端势力背后最大的支持者。

历任领导

重要事件

2006年，英国炸机阴谋主要靠截听到一个从巴基斯坦打到英国的电话。8月4日巴警方已逮捕7名嫌疑人，其中包括26岁的英籍巴裔拉乌夫，事后有人打电话到英国给拉乌夫弟弟，催促其争取时间动手。巴基斯坦反恐人员随即对拉乌夫严加盘问，他便供出液体炸弹炸机阴谋。英方在接到通报后，立刻收网展开侦查，才一举破获这桩大案。巴基斯坦能在事件前夕抓获拉乌夫，得益于三军情报局的一名卧底特工。在数月前，这名特工用“拉卡”作为代号，独自前往北部巴基斯坦与阿富汗边境，在巴三军情报局的帮助下，成功打入恐怖组织成为卧底，并搜集情报。“拉卡”在恐怖营地内搜集到大量机密情报，包括拉乌夫两名手下拜会“阿盖德”炸弹专家，学习强力液体炸弹制作技术，以及“阿盖德”的电子通讯专家，正在研究对抗截听手机通话的技术，以便对监听进行反击等。“拉卡”已在巴基斯坦动手前成功“解脱”，否则难免遭到“阿盖德”清洗。一旦加入恐怖组织就很难退出，“拉卡”在恐怖分子秘密营地活动近半年后，最后由三军情报局为他安排“功成身退”。“拉卡”先向情报局通报藏身地，随后巴军方出动围剿恐怖分子，“拉卡”假装“惨死”破屋外，巴基斯坦军方用相机拍下现场照片，并向外公布“战果”。事实上，当“拉卡”拍完“中弹身亡”照片后，军方便用直升机将其接回基地，还原真面目，继续参加反恐斗争。

影响

三军情报局在该国的影响力对伊斯兰堡的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产生重大影响。它是安全和外交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主要决策影响因素，并倾向于采取反印政策。改善印巴关系的合作和友谊的一个可行解决方案是促进双方之间的贸易和商业。然而，巴基斯坦情报人员被用作阻碍两个邻国之间贸易关系发展的工具。热衷于探索与印度贸易机会的巴基斯坦商人在访问位于伊斯兰堡的印度高级专员公署时却被劝阻。巴基斯坦情报人员往往会骚扰这些商人。

三军情报局参与国内政治的另一个方面是其与反印度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团体的联系。众所周知，三军情报局与安萨尔运动和虔诚军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两个组织在克什米尔地区极其积极地针对印度政府及其人民发动恐怖行动。三军情报局与原教旨主义者之间的这种关系，除了其他反印度利益的目标外，还明显体现了对改善与印度关系采取的狭隘态度。

争议

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是一个备受争议的机构。尽管近年来它致力于反恐斗争，但仍然受到了西方媒体的非议。这种局面的出现有很多原因：首先，由于它长期以来拥有超大的权力，在巴基斯坦国内被称为“国中之国”，因此自身形象不佳；其次，西方曾指责该机构与“塔利班”关系密切，甚至将本·拉登的逍遥法外归咎于它的有意庇护。

在20世纪80年代，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曾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密切合作，协助激进分子前往阿富汗，与苏联军队进行激烈的战斗。在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后，美国秘密支持阿富汗游击队与苏联进行对抗。当时，巴基斯坦成为了美国支援阿富汗的中转站，美国向阿富汗提供的武器和其他物资都是先运到巴基斯坦，由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负责监管和分配给阿富汗游击队。除了武器外，美国还为阿富汗游击队购买了药品、食品和服装，这些也都是由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经办的。此外，美国中央情报局还在伊斯兰堡设立了设备精良的情报站，以刺探苏联军队在阿富汗的行动。

印度多次指责三军情报局支持克什米尔武装分裂分子，并声称该机构利用印控区内许多居民信仰或同情伊斯兰教的特点，积极发展教徒从事谍报工作。此外，印度还指出三军情报局不惜代价地招募不计报酬的“教徒情报员”，为该机构的情报活动带来了便利。

2011年5月，2008年印度孟买恐袭造成166人死亡，包括6名美国人，芝加哥法院于5月23日开始审讯一名被指协助策划袭击的疑犯。案件的焦点落在证人供称巴基斯坦报机关三军情报局(ISI)协助武装分子策划这宗恐怖袭击，有关供词势必使外界更质疑巴国的反恐决心。

重要成果

在“9·11”事件后，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投身反恐战争以来，取得了不错战绩。“9·11”嫌疑犯中，绝大多数是由他们逮捕的，其中包括哈立德、拉姆齐和祖巴达耶三大“基地”巨头。2002年9月16日，号称“拉登第二”的拉姆齐落网，当时他正在巴基斯坦卡拉奇的一套公寓里，此前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截听到他的一个电话，随即发现了他的行踪。当时，巴、美特工经过4个小时枪战，才将其制服并活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