兽面纹提梁铜是商代晚期青铜器，为盛酒器。1974年出土于广西武鸣区马头乡全苏免岭。1995年11月，被国家文物局确认为一级藏品。现藏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
兽面纹提梁铜卣通高40厘米，口径17厘米×12.8厘米，底径19厘米×15.5厘米，重10公斤。有提梁，有盖，器呈椭圆形。卣身及盖有凸起扉棱，以云雷纹为底，饰有三重花纹。盖面及腹部有浮雕式兽面纹，眉眼均向外突出。盖上兽面向左右，腹部兽面向前后，上下错开。盖边、颈部、足部都饰有纹，夔身上又饰勾云纹。盖的左右棱脊伸出，脊的侧面呈圭形，有阴线蝉纹。提梁呈弓形，由两条背向的夔龙组成三角带，三角内也填饰蝉纹。提梁两端作牛头形。盖内有做器主人族徽的阴刻铭文。
兽面纹提梁铜卣有明显的中原特征，但是却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出土，通过观察铜卣的器形、纹饰、铭文，可以推测该器物是商代晚期青铜器，这一发现有助于揭示商代晚期的文化联系和交流，也为研究古代地理和文化提供了重要线索，是中原地区和岭南地区交流的历史见证。
基本情况
兽面纹提梁铜卣通高40厘米，口径17厘米×12.8厘米，底径19厘米×15.5厘米，重10公斤。有提梁，有盖，器呈椭圆形，卣身及盖有凸起的棱脊，提梁放置在正面和背面的脊上。提梁呈现弓形，由两个背向的夔龙组成，连接成一个三角形的带状结构，三角形内部装饰有阴线蝉纹。提梁的两端则呈现出牛头的形状。
器物通体以云雷纹为底，装饰有三重花纹。其盖面和腹部都装饰着浮雕式的兽面纹，目、眉、耳突起，目似圆球，眉如卧蚕，眉尖突出器外。盖面上有两个兽面纹，一个朝左，一个朝右，而腹部上也有两个兽面纹，一个朝前，一个朝后，它们之间相互错开。盖子的边缘、颈部和圈足都装饰着夔纹，夔纹上又装饰以云纹，而盖钮上则雕刻着六只蝉的图案。盖内有标志着做器主人族徽的铭文。
夔兽的传说源自古代中国文化，通常认为是一种类似于龙的神兽，但外形呈独足。这种生物的形象在古代文献中有所记载，比如《说文·攵部》中有对夔的描述：“夔，神也，如龙一足。”以夔兽为原型的图案被称作夔纹，这种图案盛行于商周时期。铜卣是一种古代的盛酒器，用于祭奠仪式，包括祭祀祖先和神灵。主要出现在商代和西周前期的文化中。它在其他历史时期并不常见，因此具有很强的时代性。
出土情况
1974年1月19日，兽面纹提梁铜卣出土于广西武鸣区马头乡全苏免岭。武鸣县马头公社全苏大队第一生产队农科组的几位社员，在该村附近的免岭无意中挖出一件纹饰繁复的青铜卣，社员把青铜卣拿到水沟洗净后送往公社革委会。公社革委会立即通知县文化局，县文化局马上电告自治区文化局。第二天下午，自治区博物馆的专家就赶到了出土现场。后来，中山大学古文字专家、文物鉴赏家商承祚与北京大学和故宫博物院研究商周青铜器的专家都来鉴定了青铜卣的年代。
马头公社全苏大队位于武鸣县的东北部，地处大明山的东南麓。大明山是一片连绵起伏、峰峦重叠的山脉，其中主峰平天山海拔高达1785米，是南宁市附近最高的山峰之一。大明山的历史非常悠久，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在这里居住和繁衍。在五代十国时期，大明山就被士人们视为神仙的居所，而宋代则将其视为重要的关隘要道。至少在明代，这个地方已经被列为地方的胜景，吸引了许多游人前来观赏。
相关研究
年代推测
1974年2月15日，中山大学古文字专家、文物鉴赏家商承祚应邀来到南宁。他在看过这件铜卣之后说：“这是标准的商代铜器，而且年代不太晚，可能是商代早期，起码是商代中期的，是一件“国宝”级的文物”。又说，“卣的纹饰用知鸟（蝉）他还是第一次见到，其他铜器上用知鸟有两个时期，一是早商、中商，到晚商就没有了；二是春秋时期”。
铜卣的盖内有一阴刻铭文 ，可译成“天”，也可译成“子”字，同中原地区一些商末周初青铜器上的铭文很相近。此字也见于甲骨文，有人认为是地名。推测它的地理位置在黄河流域。从铜卣的器形、纹饰、铭文的整体和细部看，都与中原地区商代晚期的同类器物风格一致。北京大学和故宫博物院研究商周青铜器的专家认为是商代晚期，不是商代早期。1976年该地区再次出土了一件铜戈，这种戈在河南安阳殷墟和灵宝市也出土过，是商代晚期铜戈，所以可以基本确定兽面纹提梁铜卣是商代晚期青铜器。
来历推测
兽面纹提梁铜卣是典型的中原器物，为何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瓯骆地区）出土，引起了专家热议。早在远古时代生活在广西的民族就与黄河流域产生了联系，传说“古者尧治天下，南抚交趾”，其中的“交趾”就应包括广西在内。过去的传统说法认为商朝统治范围只限于黄河流域，而后来的考古发现证明商王朝的边界要更加广阔，南方边界甚至跨越了长江天堑。同时发现商代青铜器的地域范围也在扩大，北边越过长城200多公里，南边到湖南宁乡，都发现了商代青铜器，这表明商朝的文化传播范围要比疆域更加广阔。在商代有关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的瓯、桂、产、里等国向商王朝贡献方物的文献记载。在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文种记载了商朝向南方用兵的历史，同时还出土了南海产出的海贝、龟甲等物品。上述这些考古发现表明古代商朝与岭南地区（包括广西各民族）联系频繁，随着这种联系的加强，商代青铜器兽面纹提梁铜卣出现在广西武鸣有三种可能：作为战利品带回、作为向商王进贡的回赐、商末周初因战乱逃亡的商朝人带到广西。
1976年兴安县发现了同样是商代晚期的铜卣，2002年又出土了一件西周铜。兴安地处湘桂走廊，是古代广西壮族自治区通往中原内地最便捷的通道，有作为广西腹地与中原中转站的作用，这里发现的商周时代青铜器把中原文化向南传播的路线展现得更加清晰。
保护与馆藏
1991年1月，兽面纹提梁铜卣经全区馆（所）专家审定为一级藏品；1995年11月，经国家文物局全国一级藏品专家确认组审定，确认为一级藏品。现藏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
文物价值
兽面纹提梁铜卣的盖内有阴刻铭文，既可译作“天”，也可以译作“子”，与一些商末周初的中原地区青铜器上的铭文非常相似。此字在甲骨文中也有出现，有人认为它可能代表一个位于黄河流域的地名。从铜卣的器形、纹饰以及铭文的整体和细节来看，它与中原地区商代晚期的类似器物风格一致。因此，可以推测这个器物是商代晚期的文物。这一发现有助于揭示商代晚期的文化联系和交流，也为研究古代地理和文化提供了重要线索。
先秦时期，生活在岭南地区的先民表现出了一种开放包容的姿态，与周边地区和中原地区进行了交流。这种交流不仅包括了物质文化的交流，还涉及到了文化、语言、习俗和社会制度等方面。岭南地区的地理环境多样，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这使得当地的先民能够与其他地区进行贸易和文化交流。他们可能与中原地区的文化和社会制度产生影响和互动，同时也吸收了来自周边地区的文化元素。秦朝统一岭南后，带来了中原地区的先进冶铸技术，这一过程推动了岭南地区青铜铸造工艺达到新的高峰。这种文化和技术的交流对岭南地区的青铜铸造制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例如当地在铸造工艺方面采用了类似全范式和内模外范式铸造法。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出土的兽面纹提梁铜卣具有典型的中原文化风格，是中原地区和岭南地区交流的历史见证。
相关活动
2022年9月1日至4日，第九届“中国国家博物馆及相关产品与技术博览会”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广西博物馆协会组织区内多家文博单位参展。文物主题改装车在现场首次展出。车身设计从羽纹铜凤灯、翔鹭纹铜鼓及商兽面纹提梁铜卣中汲取灵感，以其独特形态和富有艺术美感的纹饰作为设计元素，与上汽通用五菱新能源汽车相结合，展现古代与现代文明的艺术碰撞。
参考资料
[广西国宝档案]商代晚期的兽面纹提梁铜卣-广西新闻网.广西新闻网.2023-09-16
这种古老的器具是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载体.人民网.2023-09-16
广西特色文创产品亮相第九届“中国博物馆及相关产品与技术博览会”.人民网.2023-09-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