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城市化
逆城市化，城市人口达到饱和后而产生的城市人口从大城市和主要的大都市区，向小的都市区、小城镇甚至非城市区迁移的分散化过程。由于城市中心地带生存空间日益狭小、交通条件日益拥挤以及地价日益上涨等原因，中心城区居民迁出城市中心，不断向城市边缘及郊区、乡村地带迁移的过程，它是在城市生产要素逐利的驱动下，向乡村地区流动，并最终将乡村地区纳入城市经济体中。按照扩展方式不同，又可分为外延型城市化(即城市的离心扩散一直与建成区接壤，渐进地向外推进)、飞地型城市化（即城市的离心扩散在空间上与建成区断开，职能上与中心城市保持联系)。
城市发展阶段经历了城市化、郊区化、逆城市化和再城市化四个不同的变化过程，逆城市化是城市发展的必经阶段。逆城市化发展对于城市发展而言是一把双刃剑。逆城市化问题已是当今城市的热点问题，正确认识和理解逆城市化是城市能够健康发展的必要前提
历史起源
逆城市化（Counter-urbanization）最早是英国人霍华德提出的。在其1902年出版的专著《明天的田园城市》中，霍华德竭尽全力想创建一个人类理想的田园城市，在不影响英国社会既得利益集团的情况下，创建一个集农村和城市各自优点、长处的人居环境，以提高城市人群的生活质量，这可以算是“逆城市化”思想的最早起源。
首先是由于经济的发展，导致发达国家产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电子通信业及交通业的高度发展，使西方发达国家进入后工业社会。另外,由于经济和其他活动大量向城市聚集,造成大城市人口激增，城市变得拥挤，环境开始恶化。城市中的富人首先开始离开城区,搬到生活条件好的郊区，人口的外迁势必使商业服务部门随之外迁,之后，中产阶级和大城市中心区一些企业和其他机构也搬到郊区,郊区乃至乡村地区成为人们居住和各种经济活动的集聚地，最终导致了逆城市化的出现。
而这种逆城市化现象首先出现在英国。随后在20世纪70至80年代许多发达国家如丹麦、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英国、美国和日本等都出现了这种现象，其中西欧和美国表现较为突出。在其他一些国家，如西班牙、意大利和丹麦，这一现象仍在进行当中。
布莱恩·贝利（Brian J·L Berry）是第一个解释“逆城市化”概念的学者，他认为逆城市化现象是人口流入大城市的趋势转移到了小城市或非城市地区的反向运动；关于“逆城市化”问题，荷兰学者克拉森（Klaassen）指出，在城市化的空间理论中，逆城市化是城市发展的必然阶段。从中国国内的角度看，孙群郎（2005）认为，城市人口向农村郊区的转移不是城市化的逆转，而是城市生活和文明的转变和传播。
基本信息
基本定义
逆城市化是人口迁移的方向发生逆转，大城市经历着人口的净迁出，人口数量减少。人口和工商业从中心城市向中小城镇转移，城市化地域不断扩大，向农村地域推进，并以中小城镇的分散发展为主，形成城乡一体化。城市核心区失去繁华景象，出现城市衰退现象。都市圈整体人口减少。
与郊区化不同的是，逆城市化并不是指人口从城市中心向周围的郊区和农.村地区迁移，而是指人口从大城市区域向较小的城市和城镇移动而造成的城市人口的分散。在发达国家，逆城市化被定义为国内人口分散和非大城市复苏的阶段。
逆城市化主要表现为都市人口空心化和产业空心化，大城市外围分散布局卫星城镇，城市人口、服务业及相关产业向郊区迁移的离心分散化趋势。家庭汽车的大量使用和公共交通设施的快速发展，极大地加速了城市郊区化的进程。郊区已由城市边缘扩展的松散形态，演变成为具有各种城市功能的就业中心。城市中心购物功能衰退，消费者的兴趣逐渐由市中心转向郊区，城市郊区购物中心的规模也随之扩大。
逆城市化是城市化的第二阶段，它是在资本下乡的带动下，对乡村社会按照城市化的规则改造的过程。这种改造不仅仅是将乡村地区的经济纳人市场经济的轨道，更重要的是将乡村社区的生活方式，行为习惯实现市民化，乡村的宗族社区转变为城市居民社区。逆城市化的结果，乡村居民不一定是农民，农民也不是一种身份，只是一种职业。乡村地区人口的集聚程度与外在建筑形式并不是逆城市化的衡量指标。
阶段
传统城市发展周期论认为城市的发展一般要经历城市化、郊区化、逆城市化、再城市化4个阶段，而其中的“逆城市化”本身也具有一定的规律性，一般要经历以下4个阶段：
1.萌芽阶段——首先搬入郊区的是城市上层，富有阶层；
2.形成阶段——大量中产阶级开始搬入新的郊外开发区居住，但仍要每天到市中心工作，购物和娱乐；
3.发展阶段——居住郊区化和工业郊区化；
4.成熟阶段——郊区的自立程度越来越高，由单一的居住功能变成具有各种城市功能的就业中心。郊区人口是都市圈人口的一部分，郊区化的出现导致了多中心城市空间结构的形成和巨型城市带的兴起。
本质
逆城市化本质上是城市化的原因
第一是“城市病”的出现，“城市化病”是城市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例如环境污染、失业、交通拥堵等，这些现象的出现主要是因为粗放型的经济增长，片面的追求经济增长的速度而忽视了经济增长的质量。城市病”的出现使得居民在城市居住生活的隐性成本增加，也使得企业在城市集聚的成本增加，因此，“城市病”的出现是人口和生产要素逃离城市的推力。
第二是中小城市和乡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得到改善。农村和中小城市的基础设施改善是“逆城市化”出现的拉力，基础设施的改善一方面使得人口和生产要素在农村和中小城市享受到的资源和便利程度基本上没有差异，这对于追求生活品质的人口来说具有较强的吸引力；另一方面基础设施的改善有利于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提高企业的交易效率。
第三是政府的经济政策的改变。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从产业革命开始起，就主要将注意力放在了城市，对农村经济的发展有所忽视，在“二战”后城乡关系的矛盾逐渐突出，并且受到了政府的重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开始转变经济发展的观念和方向，开始重视农村经济的发展。例如“二战”后的英国，当时英国的城乡矛盾已经逐渐凸显出来，女王陛下政府为了改变这一现状，通过加大对农业的科技和农村人力资本开发的投入来加快农村经济的发展，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
我国“逆城市化”的本质是城市化，但是由于我国仍处于城市化中期阶段，工业化和现代化还没有实现，因此我国的“逆城市化”仍然是一般意义上的城市化，我国的这种“逆城市化”要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更加复杂，但从总体来看，我国的“逆城市化”有利于缓解大城市的压力、调整区域内的产业结构和劳动力的供求结构，同时也对政策制度的调整提供了现实的依据。这种资源的区域内的重新调整，也有利于其他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发展。
主要表现为以下方面：
1.人口由中心城区向外迁移。以北京市为例，中心城区人口呈逐年下降趋势，近郊尤其是远郊人口则明显上升。
2.行政中心迁移现象频现。截至2015年7月，全国已有34座城市市政府(行政中心)外迁，且迁移距离逐渐增大，从距原行政区10公里逐步增加到30公里左右。行政区搬迁有效地疏解了主城区功能，拉动了郊区(新城区)经济发展。
3.企业逐步撤离中心城市。各类企业从中心城市转向二三线城市从中心城区转向郊区的现象就已频现。以北京大兴区为例，截至2015年底，国家新媒体产业基地已有14家企业搬迁离京，预计到2017年将共有75家企业完成调整搬迁。
发达国家特点
20世纪60年代早期英国的逆城市化过程出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以伦敦为代表的大城市口数量停止增长甚至开始减少，各资源逐步向大城市周围的中小城和农村流动，且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起势：50年代城市人口每年平均递减万人；60年代平均递减4万人；70全代平均递减达到9万人。
这时期，远离大城市影响范围的地区发展速度超过了主要集合城市和它们的卫星城地区的发展速度，这一过程持续了随后几十年。伴随逆城市化过程出现的是人口和经济活动的区域尺度不断增长变化。区域经济规划开始限制城市蔓延，并引导经济活动向正在衰落的英国北部和西部地区发展，而这一过程不断受到去工业化的影响。遇制措施受到战后城镇和乡村规划控制、绿带及诸如新城镇和城市扩张计划等主要的新倡议的影响 。后来实践证明，再分配政策作为区域经济政策的延续，在实施上的难度要大得多。伴随逆城市化过程的郊区化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里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并以牺牲中心城区的利益为代价促进了城市外围地区的增长本质上讲，通城市化和郊区化是难分彼此的，并共同导致了持续的扩散过程。整个20世纪郊区增长都在以零零散散但又史无前例的方式发展，21世纪10年代这个过程在一定程度上持续着。
20世纪70年代之后，日本的“逆城市化"现象涌现，引致为中心城市郊区及其周边城市的茁壮成长，进而带动了围绕中心城市布局的小城镇的发展。与此同时，农村的“过疏化”问题也催生出对于农村基础设施的投资，一定程度上，为促进农村就地城镇化提供了条件。
日本的逆城市化策略是建立在对超限界的特大城市的成长管理基础之上的，目标转换、城市发展模式转型和理论的可操作性，是日本的逆城市化战略与欧美国家注重理论思想方法的不同之处。大西隆等人把逆城市化看作是医治城市病的机遇和良方，强调建设新城市化时代公共交通活用、便于搜集废弃物、分散条件下的能源有效供给和宽裕的环境共生城市，低公害、高热能绿色能源为主体的能源供给型城市，及充分利用信息化功能的远程工作型城市，是逆城市化发展的方向。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人口城市化率陷入停滞和后退，究其原因，主要是工业大滑坡和人口负增长，这与发达国家经历的“逆城市化”有根本区别。20世纪90之初，大城市人口开始向郊区以及农村地区迁移，并在1994年达到高峰，与西方国家比较，俄罗斯所谓的逆城市化产生的动因不同，首先，它不是城市化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而是城市居民应对经济危机迫不得已的选择；其次是持续的时间不同，从1970年代至今，西方国家的逆城市化过程仍未结束，而俄罗斯只持续了短短数年，从1995开始就告结束，其逆城市化过程基本与其经济危机和人口危机同步。
美国
20世纪70年代美国出现的所谓“逆城市化”现象，实质上是城市分散化发展的继续，是郊区越过大都市区的界限向更为广泛的地区的延伸，是大都市区空间规模的进一步膨胀，归根结底，是城市有机体的进一步膨胀，是城市文明和城市生活方式的普及和扩散，而不是城市化发展的反向运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大城市制造业、传统服务业向外围分散，带动城市人口分散与郊区化和逆城市化进程，推动了郊区及乡村小城镇的实体经济发展，使郊区和乡村文化生活逐渐向城市看齐，并带动乡村中心的兴起，使乡村人口经历了长期减少后回升，改变了自工业化以来乡村的颓势。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大规模重建使城市成为经济和生活的中心，加之农业机械化使大量劳动力从农业中解放出来，乡村人口大量减少，缺乏生机活力。针对这种情况，1954年和1955年原联邦德国先后颁布《土地整治法》和《农业法》，推动小规模农户退出后的土地流转集中、发展农业规模经营，推动完善乡村基础设施、提高乡村生活水平。通过完善产业基础设施和功能区布局规划，强化小城市产业配套与服务功能，增强其对大企业的吸引力，让在小城市和镇工作、回乡村居住成为理想的工作生活方式，形成了产业和人口的“逆城市化”发展趋势。
德国的逆城市化与其它发达国家相比具有明显的特点：德国的城市化主体为小城镇，城乡一体化程度非常高，小城市在所有城市中占 76%。
动因
逆城市化是在个人偏好与环境变化（包括城市政治、经济、生态、社会以及其他环境）共同作用形成的要素离心力的作用下，使得人地关系从城市向郊区或乡村中长期转移的过程。在整个城市化的发展过程中，其内在作用动力是个人偏好，外在作用动力是要素向心力或要素离心力，在内外动力的共同作用下，城市化经过初级城市化→大都市化（凝聚型郊区化逆城市化）→离散型郊区化→卫星城市化→城市群化→再城市化，最终发展到了均衡城市化，达到了理想的城市化程度。
一是交通、通讯和工业技术的发展促进人口迁移。当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原有人口向市中心集聚转向外围地区的集聚。如交通技术的快速发展，促使人口由中心向外围迁移，改变了原有的人口分布格局。
二是经济因素和人口的发展促进逆城市化发展。逆城市化现象的形成主要是由于某些特殊事件的影响，且受经济和人口的因素最大。以美国20世纪70年代“逆城市化”现象形成来看，其经济因素主要包括能源危机和经济衰退；而人口因素主要是战后“婴儿潮”出生的大多数人在20世纪70年代进入大学，而大学大多位于美国的非都市圈，这些大学生大多涌入非都市区，从而导致非都市区人口的增加。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城市居民更倾向于选择靠近大城市的农村地区，这样可以融入国际流动人口，并且认为经济危机造成了城乡人口流动，尤其是对于年轻人和失业者而言。
三是农村经济的发展及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导致人口回流。逆城市化的动因包括农村地区在时间、经济结构调整和区域政策方案方面导致的人口外流减少。旅游业是大都市区人口向高海拔地区扩散的最重要的推动力。此外，发达国家农村地区持续上升的收入水平和不断增加的就业机会也是吸引城市居民逆城市化的重要因素。
四是其他方面，如新的区位选择、生活成本、犯罪、自然环境等。城市生活成本偏高导致人口向外流动。一方面是生活方式的改变，从而促使一部分人在城市周围生活。另一方面是传媒时代的发展，文化的传播等导致中心城外围的增长和中心城城市化的衰落。劳动力回流与城市的吸引力不足有关，城市工作获取相对艰难、生活成本偏高以及家庭生存风险较大等原因致使农民工家庭作出了回乡的理性选择。
影响
国际
不利影响：首先，逆城市化增加了通勤距离，增大城市通勤流量，进而增加了交通压力；其次，逆城市化导致城市向外不断蔓延，侵占了城市边缘区的优质土地，破坏绿地、林地等资源，导致生态环境失去平衡；再次，人口外迁和郊区城市基础设施配套不匹配，导致人户分离现象大量存在，增加了人口管理难度；最后，乡村规划滞后于人口外迁j导致土地利用功能分区与布局在疏散化出现后相对混乱。
有利影响：一是在一定程度 上缓解了大城市中心区的人口过度集中、住宅紧张和交通拥挤状况，改善了城市工作条件，促进了人地关系的进一步和谐。二是注重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整体协调，通过制定和实施完善的区域规划，促使城市产业在地域空间范围内的协调布局，有利于充分发挥城市在生产、流通、生活、消费等领域的整体功能。最后是改善了城市的环境质量，通过疏解核心区过密的人口，使人口分布趋于合理；同时核心区产业外迁，尤其是污染型工业的外迁等，可降低城市中心区的环境污染，同时腾出的土地可用于绿化或公用事业建设，提高土地的利用率，改善居民生活环境。
中国
中国式“逆城市化”的双趋性：主要指这种现象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体现出两种趋势：一种趋势是积极的，即促进城市郊区和乡村的发展。因这些从城市“逃离”出来的人们，他们为乡村带来了城市的理念，带来了城市的生活方式，若这种趋势越演越烈，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差距也会逐渐缩小，这从目前许多大城市中的“城中村”现象可见一斑。但正因如此，另外一种消极的趋势也逐渐浮出了水面，“劳工荒”产生了“城市病”，城市边缘的过度开发使城市中心“动迁难”。例如，逆城市化产生会伴随着各种弊端，随着人口的逆向流动，逆城市化过程中产生的新兴产业、劳动力和资本以及各类经济活动中心会跟着流动，可能会导致大城市的经济水平下降。城市交通在“钟摆式”人口流动模式的影响下，会导致城市道路超载负荷。
中国式“逆城市化”的两极性：主要指这种现象发生的人群主体，占据了社会构成的两端，一端是富有的同时有着大量空闲时间，可以去追求更多精神享受的“城市上等阶层”，而另一端则是在城市中以辛勤的体力劳动为主的低收入人群；这两类阶层，虽都具备了从城市向郊区、乡村移动的“逆城市化”表现，但其本质却截然不同，虽然都始于“让生活更美好的”生活诉求，但前者更为主动，后者则较多体现出无奈之下的被动特征表现。
存在的问题
逆城市化不利于城市的发展，主要表现在逆城市化发展导致人口外流，城市市中心人口减少，降低市中心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其次，逆城市化导致城市管理混乱，大量人口户籍在城市而居住在郊区，存在人户分离现象，从一定意义上增加了对于人口的管理难度。虽然逆城市化能够实现经济发展。但是其同时也存在着流离失所、社会排斥和住房无法承受的问题。
发达国家的逆城市化解决了城市环境恶化、人口拥挤等问题使城市经济和城市化向郊区、向遥远的乡村扩散，使整个社会生活质量得到提高但逆城市化过程中也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首先，一些新兴的工业、产业、经济活动中心以及资本和劳动力随着人口的逆向流动也出现了逆城市化趋势，使大城市经济活动水平下降导致了大城市的衰退；其次随着城市中大量中高收入者的迁出城市中心逐渐成为低收入者聚集的地方，有的甚至沦为贫民窟；第三，大量集中的“钟摆式”人口流动模式对城市交通造成了很大的压力有时甚至超过了城市道路的承载能力。
中国“逆城市化”现象普遍开花，既推动了城镇化发展，也带来了诸多问题：一是政策执行中出现偏差，导致“丰都鬼城” “睡城”频现。此二者均是人为盲目发展、产业与城市融合脱离的结果。个别地方灭村造城”所带来的“新三农”问题，已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二是实力不足难以缩小城乡差别。从人口素质角度看，目前“逆城市化”的主力主要包括“非转农”人员、返乡农民工、回乡创业大学生以及告老还乡者等人群，仅依靠这几类人群很难提升郊区、农村人口的整体素质。从迁移企业的角度看，主要以大城市淘汰的落后产能企业为主，且以中小企业居多。因此，城乡之间无论在经济发展水平还是人口文化素质方面差距仍然较大。三是社会认同尚未达成。搬离大城市目前在我国仍被更多地认为是实力不足的象征。四是基础设施有待提升。目前，一些地方主要依靠增加对农村的转移支付缩小城乡差距，但这种“输血”而非增强“造血”功能的方式，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尤其是在广大的中西部内陆地区。
启示
2018年，中国提出将致力于将城镇化与逆城镇化共同推进城市发展。在这一阶段，文献数量增长速度很快，在此阶段国内学者的研究主题也发生了变化，学者开始关注国内城市发展中的逆城市化问题，尤其是大城市地区，并将其与农村发展、农民工迁移、城乡关系、城乡一体化、乡村振兴等相结合。一方面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提出逆城镇化发展更利于理解现阶段的城市发展方向；另一方面与国家战略政策相吻合，对于促进中国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这一时期主要以沈东、张强、李培林、李铁等为代表，其研究主题包括非转农、城市空间布局、城乡一体化、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的发展等。
城市化问题的研究依然是—个学术挑战。它影响着农村发展、城市发展乃至区域的协调发展政策，对于未来农村发展规划具有潜在的关系。城市化在一定意义上能够促进乡村振兴，是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有效措施。在继续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应注意已经出现的城市扩散现象，因势利导地发挥逆城市化的积极作用。
相关概念
郊区化是城市化的一种方式，是城市在集中前提下的分散，分散的同时在进行宏观集中。
区别：如果将郊区化与城市化对立起来，看不到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将郊区化视为城市化的反向运动，必然会得出“逆城市化”的结论。郊区化是城市化的一种外延，是城市生活方式的一种升华。而“逆城市化”是由人口集中在城市和大城市的集中型城市化转变为人口向大都市区内的郊区和中小城市迁移的分型城市是城市不同类型的转换。因此，从这个角度看，城市郊区化和逆城市化都是城市化过程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相同：郊区化和逆城市化均属于城市发展过程的不同阶段。从净迁人人口和总人口之间关系看，城市化表现为净迁人人口与总人口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并随着大城市地区总人口份额的增加而增加。城市化是以郊区为代价，大都市区人口逐渐集聚在中心城的过程。然而，由于郊区化的发展，都市地区人口再分配研究逐渐成为分析的重点内容。逆城市化表现为净迁入人口与总人口规模的负相关关系，它是包括大都市区在内的最大城市人口迁移率高于其他规模的人口迁移率。城市化、郊区化和逆城市化的过程通过城市生命周期和极差城市化模型联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