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龄，四川省成都崇州市人。当代中国方志学者、地方志专家。副编审。中共党员。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
1957年毕业于山西师范大学中文系。
先后为中学教师、《崇庆县志》编辑室主任。曾任《崇庆县志》主编、《成都市志》编委、成都市地方志协会副会长、四川省地方志协会理事，现任成都市第二届地方志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
主要成就
第一届中国新编地方志优秀成果一等奖获得者。
在历史学、方志学领域以独树一帜的学术思想和常璩传人的职业精神闻名志坛，以“张伯龄精神”传于中国方志界。其事迹被载入《世界名人录》《世界华人文学艺术界名人录》《中国当代学者词典》《中国地方志年鉴》《当代中国志坛群星集》等相关名人史册，并收入四川省方志馆·四川名人名作珍藏馆典藏资料。
专业著作
方志审稿（武汉史志研究编辑室/1987年）
方志记事技巧（与郑正西合著，黄山书社/1988年）
志稿修改与总（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
方志务实论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
方志文集续编（作家出版社/2003年）
走出修志误区（中国方正出版社/2007年）
崇州市志编纂（主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
崇庆县志得失论（主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
观点主张
张伯龄先生的学术观点与修志主张，散见于他的六部专业著述及数十篇学术论文，归纳起来主要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一、主编的责任与素质
张伯龄先生认为：
志书主编是主持编务的负责人，是修志的主将，其责任在“编”，发力在“主”——有“主见”、有“主心骨”，出上佳的“主意”，提鲜明的“主张”，谱写抑扬顿挫一章一节的“主旋律”。既坚持原则，不随波逐流；又虚怀若谷，能从善如流。
主编要坚持“集体主义”，切记“主观主义”。无论多么能干的主编，切莫把自己看做“救世主”。全体修志人员是主编的上帝，是志书编修这项综合工程的主力军。
志书主编应具备以下基本素质：乐于修志，甘受“三清”苦；懂得政策，能正确导航；论事公允，善协调众议；与时俱进，敢开拓创新；熟悉业务，懂编纂规律；写作过关，能胜任总纂。
二、总纂的特性与任务
张伯龄先生认为：
总纂是总体编纂，既不是各分志的相加，也不是各分志的浓缩。总纂作为修志的终端工程，是精加工阶段，实际上是个再创作过程。要将原来各自为政、自以为是的各分志（或各篇、各章、各节）编纂成一部相互呼应、取舍得当、繁简适度、有机联系的整体著作，使志稿产生一次比较大的质的飞跃，达到整体优化。
总纂要承担十个任务：
一、实现志书设计的总体性；
二、确保志书体例的完整性；
三、务求材料取舍的全局性；
四、复核史事记述的可靠性；
五、强化反映地情的宏观性；
六、提高记事手法的概括性；
七、增强著述质量的深刻性；
八、锤炼志稿表述的精当性；
九、促进行文规范的统一性；
十、力求全志文风的一致性。
三、方志的质量标准及其深化原则
张伯龄先生认为：
在方志质量的诸多标准中，资料标准是志书质量的核心标准。资料的容量要丰，信息密度要高；质量要精，使用价值要大。切实做到真实、准确、全面、系统、深刻、透彻。
深化资料质量的原则——要反映历史的全局，追踪历史的轨迹；要恢复被抹杀的历史，澄清被篡改的历史；要有历史的突破、历史的填补、历史的警戒、历史的发掘。
四、县志的谋篇方略
张伯龄先生主张：
县志篇目的谋划设置，应坚持“类为一篇”，各篇“不求平衡”。根据客观实际，多则多写，少则少写。仅以学科理论为指导，不以学科体系为安排。兼顾各类读者需要，力避艰深，内行外行全面照顾，各得其所。
篇目编排采用我国多年形成的常规序列，即按政治、经济、文化的顺序安排。
“概述”略带策论性，概历史与现状，述优势与劣势，提纲挈领，彰往昭来。
“大事”编年为主，兼用本末体。
“中共地方组织”本属党派社团篇中的一章，但一章之内层次局限，难于记述，故破格升档，另设专篇。
“经济板块”首列经济总貌，然后分篇记述各条战线，最后以经济综合管理收口。
“人物篇”既坚持生不立传，又坚持生不列名，只写已故者传记事略，生人注目者采用以事系人之法记入有关专篇。
“烈士英名”录民政部门已有专册可查，志书不照搬照录，徒增篇幅。
“一乡一镇”的资料不能在县志中无法索求，故特设乡镇概况篇。
“杂志”虽杂，仍以志为主，故从附录中析出另设专篇。而附录则纯系资料录存，不施刀笔。
篇后“备考”，选录那些难入主体部分又弃之可惜的有利于资政和科学研究的史料。
五、志书的记事规范
张伯龄先生认为：
“凡例”在编写志稿时是编写规则，在志书出版后是阅读指南。各地地情不同，凡例也当有异，而不能照搬照抄，千遍一律。他通过拟定的《崇庆县志·凡例》和《总纂人员守则》制定出若干编纂规范，其中记事规范的统一要求有：
无论记历史、述现状，都既忠于事实，不掩盖真相，又排除有闻必录的自然主义倾向，注意反映事物的本质和主流，以求实存真为本。
着重在“坚持十不原则”：代表党和政府立言，不以感情代替政策，不因私情放弃原则。不唯书，不唯亲，不唯上，不唯权，只唯实；不虚美，不隐恶，不拔高，不贬低，只求真。记事笔有粗细，墨有浓淡，不平均用力，
“注重六详六略”：详事业，略机构；详关键，略过程；详典型，略一般；详首创，略常见；详现代，略古代（建置、文物等除外）。
“注重四个对比”：建国前后对比；三大改造前后对比；十年浩劫前后对比；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对比。
篇与篇间，交叉内容，各有侧重，使用“详见”、“参见”等方法，使之互补。
叙事中用公元纪年统合古今，采用国际通用计量符号等等。
六、修志的十大误区
张伯龄先生认为：
中国新方志的编修，发展到本世纪续修阶段，出现了一些大的误区。这些误区发展下去，使地方志存在着一种潜在的异化倾向。警惕方志异化，是志界同仁们应该共同重视的问题。这些误区要者有十个方面：
一是主编主而不编；
二是长官假手成序；
三是凡例千篇一律；
四是宣传色彩浓厚；
五是“官书”为官而书；
六是记事文过饰非；
七是传授专业知识；
八是企业广告泛滥；
九是大搞“生人简介”；
十是突破“述而不作”。
典型事迹
20世纪80年代初执教中学时，被温江区行署评为模范教师。所著《谈文言实词活用》获四川省人民政府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三等奖，被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有限公司介绍到国外。修订版《中学文言实词活用》，纳入“中学生读写丛书”出版。
80年代后，专事地方志编修工作，先后获崇州市（今崇州市）拔尖人才、成都市优秀共产党员、四川省方志编修先进工作者称号。主编出版的《崇庆县志》获全国首届新编地方志优秀成果一等奖。
工作中坚持理论与实践双向探索，上班与下班双轨运行，于八小时外完成方志理论专著《方志审稿》、《方志记事技巧》、《志搞修改与总纂》、《方志务实论集》，均获四川省地方志优秀科研成果奖，并在北京举行的全国新编地方志成果展览会上展出。
90年代，经《中国地方志》、《当代中国志坛群星集》发表常志年、邵长兴诸人《为张伯龄精神鼓掌》、《治学严谨得失并论——略说四川“张伯龄精神”特征》等文章，遂以“张伯龄精神”传于中国方志界。
退休后继续献身方志事业，应省内外修志部门之邀协助审改《左权县志》、《曲沃县志》、《成都名酒志》等多部志书。又出版了个人专著《方志文集续编》、《走出修志误区》。被聘请为成都市第二届地方志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
90年代末，张伯龄先生通过十年时间坚持不懈的建言献策奔走呼吁，终于说服四川成都崇州市主政者，为家乡的先贤常塑像并兴建了常璩广场。从此中国地方志的先祖常璩在全国有了第一尊铜像，国内史志界人士凡到成都者，大都亲临崇州常璩广场，拜这位中国方志老祖宗。尔后，国家4 A级景区街子古镇又根据张伯龄的建议兴建了“华阳国志馆”。张伯龄也被史志界称为“常璩传人”。
【注：四川成都崇州市是中国地方志的发祥地，东晋历史学家常璩是崇州的先贤。他所著《华阳国志》是研究我国西南数省社会发展的重要史料，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以“志”为名的地方志专著，被称为“中国地方志的初祖”，为中外史学界高度重视。英国李约瑟博士所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称它是“中国古代文化遗产中的精华之一”。】”。
学术评价
一、提出了方志学术的新颖主张
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原办公室主任诸葛计先生所著的《中国方志五十年史事录》，收录了中国志坛1949年至2010年间的史事。其中有三处提及张伯龄的学术主张：1988年1月20日《广西地方志》第一期刊登的张伯龄《新县志谋篇的几点主张》；1990年4月1日《方志研究》第2期刊登的张伯龄《方志质量的核心标准》；1992年10月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张伯龄个人论集《方志务实论集》。史事录特别指出：“《方志务实论集》最突出的特点是“务实”，有些思路也颇为新颖，是同类论著中受到较高评价的一本。”
二、创立了方志写作学的基本体系
浙江省开化县委党校理论教员、《开化县志》副主编韩章训认为：张伯龄的《方志记事技巧》对人们在方志写作过程中所必然遇到的那些基本问题，均作了较为系统的论说，所以就理论而言，它已经创立了方志写作学的基本体系；许多地方都创造性地发展了地方志的传统写作理论，从而提出了对编写新志书有直接指导意义的新的写作方法；许多地方创造性地把一般写作理论引进方志写作领域来，并在方志领域中做了创造性的运用。
三、创造性地发展了地方志的传统写作理论
中国地方志协会理事、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顾问张桂江认为：张伯龄的《志稿修改与纂》 提出的“六变”，即变分述为总说、变引证为转述、变泛例为精例、变工笔为速写、变传授为点拨、变过程为阶段，不仅是近一段时间方志研究的新成就，也有作者大胆的改革倡议。创立了方志写作学的雏形。并创造性地发展了地方志的传统写作理论，从而提出了对编写新志书有直接指导意义的主张，与其说作者在进行理论探讨，不如说给改稿朋友提供了实用价值较高的提高改稿质量的良方。
中国地方志协会常务理事、河南省地方志协会副会长杨静琦编审曾著文《试析“凡例”——兼评\u003c崇志·凡例\u003e》，对张伯龄主持制定的《崇州市志·凡例》高度评价：“我读到《崇庆县志》后，开卷先读了序言、凡例、篇目，翻看了卷首的图、照，深感其凡例写得有特色。不仅是较旧志凡例有很大发展，而且与我读到的80年代以来出版的新县（市）志相比，其凡例也有很多优点和创新。”“写出了社会主义新县志凡例的新水平，是一篇名符其实的指导地方志编纂的纲领和法规”，“我认为可视为社会主义新方志凡例的范本。”
四、总纂思想颇为丰富
黑龙江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副秘书长、副编审梁滨久在《\u003c志稿修改与总纂\u003e评析》中称：张伯龄的《志稿修改与总纂》是总纂研究的务实之作。总纂，是在初稿基础上进行的精加工和再创造，是使志书成为有机联系整体的科学著述的关键。因为总纂工作如此重要，所以，方志界对此问题进行了大量深入的研究。其研究方面也是很多的。但是，从修改初稿的角度来研究总纂，并写成一部洋洋洒洒达十几万字的专著，却唯有张伯龄同志的《志稿修改与总纂》一书。
中国方志协会理事、华夏地方志研究所副所长、江苏省地方志研究室主任李明撰文《从张伯龄总纂思想看\u003c崇州市志\u003e的编纂特色》称：张伯龄的方志思想之中最为宝贵的是其总纂思想。由于第一届中国新编地方志的修志工作有一个重要的特色，即新方志的编纂者一方面在实践中寻觅新的方志理论以指导修志实践，一方面又在实践中不断发现、发展新的方志理论。所以四川省《崇庆县志》主编张伯龄编著的《方志审稿》、《方志记事技巧》、《志稿修改与总纂》等三部学术专著便应运而生，并取得重大的学术成果。其代表作《志稿修改与总纂》从志书设计的总体性、体例的完整性、材料取舍的全局性、史事记述的可靠性、反映地情的宏观性、记事手法的概括性、著述质量的深刻性、志稿表述的精当性、行文规范的统一性、全志文风的一致性等十个专题论点阐述了他丰富的总纂思想。
五、务实精神颇为彻底
鞍山市地方志编审室主任、《当代中国志坛群星集》主编邵长兴撰文《略说四川“张伯龄精神”特征》称：张伯龄的《方志务实论集》，其“务实”，是张伯龄精神的特征之一。而“治学严谨”正是“张伯龄精神”的内涵。他勇于把长沙市志办公室杨志强同志写给他个人的一封专挑毛病的信全文公开发表，还附了一段读信感言说：“杨君此信，至诚至真，助我明目，催我反思。质量无止境，吹毛求好！乐于吹毛方见疵，讳疾忌医终自。只有挑剔，才能进步”。继后，他不仅撰文在《中国地方志》公开正视其不足，还写了《\u003c崇庆县志\u003e补正》，纠正自己的疏误。
六、反思勇气颇为大胆
山西省《曲沃县志》编辑常志年撰文《为张伯龄精神鼓掌》称：张伯龄是一位锐意创新的方志工作者，也是一位敢于探索、善于探索的学着，既能经得起成功的鼓舞，也能经得起失误的考验。他在反思自己主编的《崇庆县志》过程中，不讳疾忌医，不文过饰非。他把志书编辑的“史事不实处”、“记事不周处”、“数字不准处”、“校对不细处”原原本本写进《崇庆县志记事反思》一文，在全国最权威的方志刊物《中国地方志》公诸于世。这种精神和胆略，为方志界开辟了一条走向成功的道路。
七、“常璩传人”名副其实
《巴蜀史志》主编、著名学者、教授杨鸿儒在人物专访《常璩传人——张伯龄》中记叙道：“张伯龄无愧于'常璩传人'的称号。他既传承常璩的志业，又传承常璩的志德，还在《华阳国志》诞生1600多年后，为中国第一尊常璩塑像呼吁催生，在史志学界传为佳音，称之为'常璩传人'……1993年3月5日，北京市，中国革命博物馆底楼展览大厅，全国新编地方志成果展览会开幕式刚结束，中国地方志领导小组秘书长郦家驹来到成都展台前，握住张伯龄的手说：'好呀，伯龄同志！《中国地方志》发表了《为张伯龄精神鼓掌》的文章，你治学严谨值得赞许！'……2004年7月28日，成都市第二届地方志编纂工作会议在成都国际会展中心召开，成都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专职副主任、《成都市志》总编马开钦同志在《成都市地方志工作报告》中特别提到：'崇州市的《崇庆县志》主编张伯龄，他所主编的《崇庆县志》是全国五部名县志之一。后又编辑出版了多部方志理论专著，成为名副其实的常璩传人，享誉全国方志界。'……中央和省、市地方志机构领导同志的这些评价，把张伯龄其人其事定格在'常璩传人'的社会脚色上，这对张伯龄来说，是非常准确的历史定位。”
晚年经历
张伯龄先生从教育战线调到史志部门从事地方志工作后，一面专心于修志实践，一面坚持新方志理论研究，遂有《方志审稿》《方志记事技巧》《方志务实论集》《志稿修改与总纂》《走出修志误区》等几本专著的问世。在这些书的《后记》之后，总有“×年×月于蜀州斑竹园以外轩”之语。四川省方志界同仁中曾传扬过先生的一句老话：“上班时间不搞副业，下班时间不务正业。”因为他坚持在上班时间把百分之百的精力都用在志书编纂上，而在下班时间，一般情况下总不肯把办公室的编写工作带回家做，以保证专心专意从事方志理论的探索，他自己戏称为“不务正业”。为此，他把他的书房命名为“以外轩”，取“8小时以外”之意。
先生年届八十岁时，将自己书房里的藏书精心整理，分类存架、造册，决意捐赠给他所关注的崇州市市图书馆。2014年4月22日在崇州市第七届全民阅读活动启动仪式上，先生向崇州市图书馆捐赠了其毕生收藏的上千册书籍以及他自己书房中的“以外轩匾额”、“鲁迅联语木刻”、书屋主题书画、文房四宝、毛泽东瓷像、巴金铜像、《读书》雕塑等民俗、文化用品。
张老先生捐赠的上千册存书中，涵盖了“文学、哲学、语言学、崇人崇事之作、工具书、史志之书”等十三大类典籍，其中不乏该市绝无仅有的珍品。耒阳市图书馆为此特别开辟“斑竹园以外轩”书屋，并增设配套设施。整个书屋极具鉴古利今之价值。
张伯龄先生在捐赠仪式上表达了他长期以来的人生诉求——
“‘不求百年以后万贯家私留嗣辈，但愿千古之日几部拙稿酬后生。’谨以这两句话和我所存的这些书，一同赠予我的家乡崇州市的后来人”
后盾内助
张伯龄上班与下班双轨运行，三十年来累积上万个“八小时以外”，完成了20多部著作300余万字。逾80高龄仍为家乡古蜀州及其街子古镇的文化保护、和“中国·成都·唐人街”的历史文化资源开发打造、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光严禅院上古寺的恢复重建，出谋划策上下奔走躬身笔耕。这一切都得力于他背后有一个坚强的后盾，一个富于牺牲精神的贤内助，他的老伴——余淑芳。
2005年《巴蜀史志》第五期发表《当代中国志坛群星集》主编邵长兴的文章《方志人家属礼赞》——
“……事例之五，来自四川省：‘每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都站着一个伟大的女性’。张伯龄也不例外，他的贤内助余淑芳，我们虽然没有见过面，却曾通过信。老实说，她的第一封信把我吓了一大跳。答过伯龄1993年6月1日27页的长信过后，便等待他的回音，孰料两个月后才收到一封字迹陌生的崇州市来信，拆开一看方知伯龄离家去成都市住院治病，写信人是他的妻子。种种思念顿时袭上心头，几日都无法平静，在读信时忆及伯龄瘦弱的身体，心头更加沉重，而一想到他炯炯有神的目光，并有一位颇通护理之道的夫人照顾，便虔诚祝福伯龄此番也能同前几次一样战胜病魔，康复出院。……这位在朝鲜战场上度过黄金岁月的转业军人余淑芳，一向给伯龄以极大的支持，张伯龄上班与下班双轨运行中的一条轨道是她给铺设的。……
她包揽了全部家务，为他腾出大量时间。她还帮助他誊抄书稿，甚至由她下令把 女儿女婿也动员起来帮助抄写。如果方志界也能授勋的话，伯龄的勋章里也有余淑芳的一半啊！在方志这座综合工程的大厦上，的确不可忘记方志工作者家属们的贡献！”
2006年，已经是古稀之年的余淑芳开始学习电脑，用科技手段支持张伯龄写作。她果断地买回清华同方电脑和惠普打印机，从计算机打开、关闭、浏览文件、查找信息、建立文档的基本知识着手，在逐步掌握了电脑的基本运用方法后，用一年时间攻克了古稀之年拼音打字的难关。
2007年，张伯龄先生一部洋洋40余万字的《最后的玫瑰》，有一大半是老伴淑芳在电脑的键盘上一个字一个字地敲出来的。
文史著作
张伯龄先生在方志领域的专业著作之外，还出版了10多部文史著作，主要有：
人间龙宫九龙沟(与张雪峰合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
崇州导游（与张雪峰合著，西南旅游杂志社/1998年)
老年人生·爱情·长寿（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
敝帚三编 \第一卷崇州市闲聊初编 \第二卷方志文集续编 \第三卷社会评说汇编（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
世纪放歌（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
青城古镇街子场（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年）
青春的脚步（四川美术出版社/2006年）
最后的玫瑰·艺文拾秋（作家出版社/2008年）
最后的玫瑰·崇州话题（作家出版社/2008年）
家庭成员
张伯龄出生于四川崇庆县太平乡（今崇州市 崇平镇）。外祖父宋存殷，字荣封。青年时正当康、梁等倡新学，罢科举，设学校。清廷最后一次乡试，宋荣封毅然拒之，不予赴考，而欣然就读于成都通省师范学校，学的是算术、声、光、电、化等科。毕业后回乡曾任歇马台、天民寺(今锦江乡境内)小学教师，后来出任中兴乡团正。民国十七年(1928年)在其团正任内，不顾乡人反对，倡议捣毁歇马台寺庙部分泥塑木雕之神像，扩充校舍，并从各寺庙田产中抽款补充学校教育经费，由此遭僧道诋毁成讼。宋荣封据理力争，终使歇马台小学扩建为拥有初级、高级共6个班的中兴乡第一小学，于民国十八年（1929年）正式开学，宋荣封被选为学校董事会主任。
父亲张德新是个小学教师，又曾两度担任外祖父创办的歇马台太平小学校的校长，文墨深厚，书法尤佳，崇尚鲁迅精神。晚年时给儿子张伯龄留下墨宝，亲书鲁迅诗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张伯龄将其木刻为联挂于书房。
舅父宋益清民系清华大学首届仅有的90余名毕业生之一，后从事报业工作。著有《三十年来的外交》、《中美关系七十年》、《十年报人》等多篇文章及书籍。曾在成都大学任教，后在成都创办了《国难日报》并任社长。又曾任成都市《新中国日报》社、上海市《中华时报》社的社长。
家族的文脉渊源，不仅给张伯龄的童年带来追求知识的憧憬和梦想，也对他后来步入方志领域后坚守并传承的职业精神起到了积极的影响。
个人履历
1933年出生于四川省崇庆县太平乡（今崇州市崇平镇）。少时就读于太平中心小学、四川省崇州市崇庆中学初中部。
1951年赴成都读高中，初入清华协进联合中学，后转入成都市第八中学，曾任学生会主席。
1953年考入山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曾任团委会宣传部长、学生会主席、灯塔社（宣传机构）社长等职。
1957年正读大学四年级时被错划为右派，并开除党籍。毕业后分配到左权县左权中学任教。
1959年摘掉右派帽子。
1973年调回原籍崇庆县在城关中学从事高中语文教学，任语文教研组组长。
1978年恢复党籍。
1989年被评为温江区模范教师。
1983年调崇庆县政府县志办编写县志，先后任人物志主笔、编辑室第一副主任、主任，后以主任之身行县志主编之职，获崇庆县拔尖人才称号。曾任《成都市志》编委、成都市地方志协会副会长、四川省地方志协会理事等。
1984年退休，余年仍从事地方志研究工作，一直是成都市第二届地方志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
参考资料
2007年中国地方志十件大事提要及全国新版方志学、年鉴学、相关编著述略.中国知网-期刊-《广西地方杂志》.2014-11-03
一九九三年中国地方志十件大事.中国知网-CNKI学问.2014-11-03
方志人家属礼赞..巴蜀网《巴蜀史志》-2005年第3期.2014-1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