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自芳，彻底解决淮安东乡农田排灌问题。
正文
苏北地区屡遭水旱灾害，水利设施损坏严重。同治初年，旱情严重，淮安老市河、涧河失修淤塞，农田无法灌溉，作物严重歉收，殷自芳为解民困，与邑人杨来(字锡章)等两次赴都察院，吁请在“乌沙河裕民闸旁重建石洞，改旧盐河为新市河，挑宽加深礼字坝，……由新城护城河到下关，再于下关开河一条达古黄河，引水入旧市河”，以解决淮东数十万亩农田灌溉问题。这一计划经工部核准兴办，于同治三年(1864)秋开工，次年春竣工。当时“局设城内观音寺”，由殷自芳、马也良、刘可美、王亦明等董其事。从此“两岸田亩顿变上腴”，而以“殷自芳一人之力为多”(《续山阳县志·水利》)。
同治五年(1866)夏，苏北大水，“淮运盛涨，……清水潭(在高邮市)迤南二闸南墙倒卸，带塌正堤过水，口宽二百七十余丈”。殷自芳凭多年治水经验，就清水潭缺口提出二十余条建议被堤工局张堂采纳，并参与指挥堵决的施工。堤坝由两头向中间围筑，传说堤坝筑成后，仍有两丈余漏水难以合拢，殷亲自乘小舟到潭中察看，然后令民工将数百石生石灰投入水中。第二日，水中漂起一条丈余似蛇又似鳝的怪物，从此堤坝不再漏水，得以合拢。次年，殷自芳主持拆建车逻坝、南关坝(均在高邮境内)，修“六安闸西堤三千余丈以及港口等处并东堤一千余丈”。再次年春，又“修筑事高邮城北西堤一千余丈以及东西两岸要工”。
光绪三年(11877)，殷自芳经过长期考察研究，提议疏浚、拓宽市河、十字河，以彻底解决淮安东乡农田排灌问题。因工程浩大，占地较多，直接触犯了部分地主利益，以丁晏、黄柏生等为首的绅士，纷纷去南京两江督署告状。两江总督左宗棠亲自审理，认为殷自芳的建议有益农事，合乎民情。但反对的官员亦不乏其人，此事一拖几年，直到光绪八年(1882)，督署方下令淮扬道桂嵩庆檄淮扬镇章合才派兵协助兴挑。工程完成后，市河形成“一头(仇桥老集头)、二腹(小市河、十字河)、三屠(三条入马家荡河道河道)网络，扩大了水灌面积。“复经拆造石洞，委朱光照、赵溶监修，光绪九年(1883)四月竣工”，本着受益多寡，合理负担费用，只“用银三千余两”，从此淮东乡一带免除旱涝之患，故有“金都梁”、“银黄荡”之说。清末，黄荡村(在淮安流均)绅民曾在十字河边树有“殷自芳长生禄位碑”，以缅怀其功绩。
殷自芳一生服务于堤工局，河道衙门内大小职务均为“肥缺”，而他却能洁身自好，“与名利两字，久付浮云”(《与裴岑书》)。他生活淡泊，居无定所，曾先后寄寓河下估衣街的铁钉巷、周官巷等处。到年逾半百，事业稍有成就，方购置河下三条巷一处茅屋(现河下三条巷28号)，书室题名“松竹草堂”。晚年徜徉其间，与友人吟诗唱和，怡然自乐。病殁后，墓葬淮东乡凤谷村孙庄(今淮安博里乡孙庄小学处)。
《筹运篇》是殷自芳水利方面的代表作，包括《缘起》和正文六篇，全面地阐述了他筹划运河排灌、航运的主张。
运河是贯串苏北具有灌溉航运之利的一条重要河流。“淮扬下河为高、宝、江(扬州市)、甘(甘泉，民国后废，入江都)、兴、泰、东台、淮安市、盐、阜十州县，厥土涂泥，其谷宜稻，灌溉之源在运河。”这一广大地区“秋所获，民食既饶，且可济邻省”，由于地势低洼，古来“畏水如虎，又复惜水如金；视水如仇，又复倚水如命。”(《筹运篇缘起》)所以治理好运河显得特别重要，也是作者写作《筹运篇》的缘由。
首先，殷自芳指出：运河泛滥成灾“其病亦不在运河，而在淮泗去路之未疏”，“经画运河之上源，尤下河水利之本”。如果一味加高河堤，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必然是事倍功半，舍本求末。淮河、黄河水系必须脉络清楚，各行其路。淮河洪水如果全部注入运河，必然缺堤泛滥。还应该疏导河南省、安徽、山东省客水，阻止其流入运河，否则如“漠视边防而修腹地之城垣堡寨，以御外侮者乎”。
山东客水压境是苏北运河及其它各河泛滥的一个重要原因。殷自芳分析由山东发源的汶、泗、沂诸水“自骆马湖淤废入江(苏)境后，无一停蓄之处，建瓴倾泻……泰安市、(兖州)、沂(临沂)、曹(今菏泽市)、济(济宁市)诸府州，倘连雨不止，则中河(指清河杨庄以北段运河)暴涨不已，运河(指里运河)已有淮、湖之水先踞其中，又遭此项，非常盛潦，势难容纳，其害数倍于淮。”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殷自芳认为，应“减中河之水入盐河也”，“修补盐河堤工以卫民田，并挑浚、渎河以畅去路也，旧黄河为淮、泗故道而河底较高，经费较巨，收效较迟，盐河非淮、泗故道而河底较深，经费较省，收效较速。”这一主张，在当时可谓是切实可行之办法。
其次，殷自芳认为从明代隆庆、万历到爱新觉罗·旻宁三百年间，“治河名臣均主‘束清刷黄’(即束淮河清流入黄河以刷浊流——笔者)，坚守六坝(洪泽湖向北排水的仁、义、礼、智、信等坝)”，仅为保证漕运这是不妥当的。当时提出这样的见解，可谓有胆有识。“坚守六坝，俾淮水会黄入海，仅以余波入运”，这样到了“亢旸之年”则“农田需水吃紧……难资栽稻，咸湖上泛，田成石产，其病在旱。”他主张综合开发利用洪泽区湖，“洪泽一湖，实淮扬里下河地区命脉之所系，宜蓄，不谊旁泄，断断然也”。
再次，殷自芳提出不论旱涝之年，放水用水应“通筹节宜”，“综顾全局”，勿图一时一地的局部利益各地自行其事，“而贻全运以隐患也”。殷自芳作为当时堤工局“职轻位卑”的小吏，全面提出筹运方略是十分可贵的。
另外，殷自芳还主张建立一支熟悉河道历史、现状、能务实的水利人才队伍。河道官员不宜频繁更替，他在《与裴樾岑书》中写道：“以不知河者任河道，是犹以不知兵者为统帅也，论事者多，任事者少”，这样后果是不堪设想的。这些观点，在现今颇有借鉴意义。
殷自芳关于水利方面的著作，除《筹运篇》外，还有《治黄河论》、《贯江辨》、《车逻十字河说》、《清水潭竣工记》等共五十余篇。新中国成立后，其嫡孙殷逸尘、曾孙殷佛生曾将其中十九篇遗稿进行整理，于一九六二年呈献中央水利部水利史研究室，受到表彰。专家认为是不可多得的“珍贵历史文献”。其余大部分著作、手稿均毁于“文革”，殊是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