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谈话录》是由现代著名作家巴金创作的一篇散文。
作品内容
茅盾谈话录
在病房里我读到了沈韦韬、陈小曼两位同志的来信。我最近一次见他们是1981年4月我去北京参加茅盾同志追悼会时。在此之前，我每次去北京看望茅公（人们习惯这样称呼茅盾同志）时，都会见到其中一位。这次他们一起来招待所看我，交流时我觉得茅公就像坐在我们面前一样，我无法忘记刚离世的伟大人物。
我在三十年代就见过韦韬，当时他大概还在上初中，但我们一直没有多少交谈的机会，所以到现在也不太熟识。与小曼同志见面更晚，仅在南小街的住所见过几次面。茅公去世后，第二年我就生病住院，再也没有去过北京，也没给他们寄过信。我两次因病住院治疗，总共超过十个月，这段时间我通过探访的朋友了解到一些关于韦韬夫妇的信息，朋友们赞扬他们无私奉献，按照茅公的意愿将遗物捐献给了国家。我说我要写一封信向他们表示敬意，因为我也怀有这样的愿望。然而由于书写困难，信并没有写成。
他们的信却意外地来了。信一开始就说：“有一件事情希望能得到你的帮助。”接着解释了具体的情况：
自从去年三月以来，《××报》和《×××报》先后选登了×××撰写的《茅盾谈话录》。这份《谈话录》以记录茅公谈话的形式呈现，因此社会上将其视为茅公的谈话，是研究茅盾的重要一手资料。但实际上，茅公生前并不知晓有这样一个《谈话录》，而且从内容上看，有许多失实和虚假的地方，因此其真实性非常值得怀疑。我们认为，如果这个《谈话录》广泛传播，以讹传讹，不仅损害茅公的声誉，而且对国内外的茅盾研究也会产生不利影响。为此，我们写了一份“声明”并寄给《××报》，希望他们能刊登出来。......为了尽早澄清这件事，以免他人误以为我们的沉默意味着默认，经过考虑，我们认为你是......茅公的老朋友，希望你能关注此事。
随信还附上了他们的“声明”和致编辑部信的副本。“声明”简洁明了，给编辑部的信中详细介绍了相关情况，我相信报纸可能会很快刊登他们的“声明”，从而澄清事实。茅公生前所做的每一件事都严肃认真，一丝不苟，澄清事实就是还原他的本色。三年前我曾说过：“即使留给我一年或两年时间，我也会把他当作学习的榜样。”今天我仍然这么认为。我认为我们不应该做任何有损茅公声誉的事情。
对于《谈话录》，我还有一些个人的看法。以记录谈话形式发表的《谈话录》，记录者在发表之前应该向读者证明：一是其所记录的全部是原话；二是这些原话均经谈话者同意发表。至少，发表这些《谈话录》的报刊编辑应该看到证据，确信他们发表的是其他人的原话，因为他们也需要对读者负责。读者信任他们，他们要为读者把好这个关口。实际上，把关的方法很简单：一是获得谈话者的同意；二是如果谈话者已故，就要征得家属的同意。不过，家属的同意不同于谈话者本人的，最多只能作为旁证。
让茅公为这个《谈话录》负责是不公平的。《谈话录》在他生前未发表，未给他一个“表态”的机会，就被作为第一手资料流传下来，这是强加在伟大逝者身上的一种不真实的说法。因此，我完全赞同韦韬、小曼同志的声明：“希望读者注意，凡是引用《谈话录》作为研究茅盾的依据而产生的错误，与茅公无关。”
总之，我认为这种做法不应继续下去。
我不是随便说话。我自己也有一些经历。几十年来，我见过很多人，说过很多话。除了回答记者采访的问题外，我讲话有时不经思考，脱口而出；有时模棱两可，吞吞吐吐；有时应付差事，言不由衷；有时缺乏冷静，评论偏颇。我不想要发表这类讲话，也不能为闲聊中的只言片语承担任何责任。1933年春天，我就发表过这样的声明：
我说了一些我没说的话，做一些我没做的事。有些人在我没说过的小报上捏造了我的各种人生故事。有些人在《访问记》、《印象记》等文章中让我变成了他们那样的人，说了他们内心的想法。
我希望不要再看到五十年前发生的那些事情。
作者简介
巴金（1904年-2005年），原名李尧棠，字芾甘，出生于四川省成都市。1927年前往法国留学。1928年在巴黎完成了他的首部中篇小说《死亡》。同年冬天返回中国。1934年在北京担任《文学季刊》编委，同年秋天前往日本。1935年回到上海，担任文化生活出版社总编辑，出版了“文化生活丛刊”和“文学小丛刊”。1936年与靳以共同创办了《文学月刊》。抗日战争期间，完成了长篇小说《家》《春》《秋》，以及中篇小说《憩园》《第四病室》。抗战胜利后，曾任平明出版社总编辑。1946年创作了长篇小说《寒夜》。1982年获得了“但丁国际奖”。1983年荣获法国荣誉勋章；1985年被美国文学艺术研究院授予外国名誉院士称号。2005年10月逝世。他的主要著作收录在《巴金文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