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经三
刘经三（1906年-1937年），原名刘炳礼，字经三，名曰礼，又名健生，山东省乳山市徐家镇黄村人。出身殷实之家，性格刚直，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
革命足迹
1932年秋天，刘经三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1月，中共牟平县委成立，刘经三任书记，成为中共牟平县委第一任书记，多次发动和领导胶东半岛南部沿海一带农、渔、盐民同官府进行斗争。1934年9月23日，刘经三在文登崮头集被捕，后解送到济南山东省第一监狱内关押政治犯的反省院。1936年2月16日经保获释，1937年2月，刘经三几经辗转到达延安市，进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学习，结业后留延安工作。8月，他在延河逝世，年仅31岁。
其实，刘经三的墓地在延安。“这么多年没去祭扫，也不知道还能不能找到！”刘新初感慨地说。
在黄疃村采访时，76岁的老书记刘德钦告诉记者这样一件事：“文革”期间，因刘经三曾经进过济南反省院被误传为叛徒，刘家后人受到了冲击。当时村里和乳山市县、烟台市地区（当时乳山属于烟台）有关部门到中央查阅刘经三的档案，中央有关部门专门给村里来了一封信，证明刘经三没有叛徒行为。1983年8月1日，国家民政部又为刘经三补发了烈士证书。
“作为红色文物收藏家，邓云宝还惦记着能有新的发现。
以前家里还有一些，‘文革’时都烧了！”刘新初遗憾地说。
一门三烈士不居功
下午，刘经三的儿媳、79岁的姜凤英拿出了刘经三留下的一件旗袍、一个小皮包、一本《新式武器与未来大战》、一本《交流》、一封家书、一个抗属优待证和照片等遗物，全部交给了邓云宝。
抗属优待证是六十多年前抗日政府发给抗日军人家属的优待凭证。记者看到，优待证就是一个纸质的小册子，制作得有些简单、粗糙，但字迹清晰。封面是“山东省胶东区行政公署抗日军人家属优待证（甲种）南字第337号”，盖有印章，可惜印章不清；内页“抗属家长姓名”为刘文周；“抗日军人姓名”为刘炳礼、刘炳信、刘喜璞。在“是否需要物质优待”一栏下，清除地写着“不需要”三个字。
姜凤英告诉记者，刘炳礼就是刘经三。刘炳信是刘经三的胞弟刘经五。在家风的熏染和刘经三的影响下，刘经五194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八路军胶东部队。抗战胜利后，随部队渡海转战东北地区，1947年在四平攻坚战中壮烈牺牲，年仅31岁。
刘喜璞是刘经三的儿子刘纪堂。刘经三牺牲时刘纪堂才7岁，他是由祖父刘文周抚养成人的。虽然很少见到父亲，但受祖父“为民请命，报国有志”的教诲，刘纪堂15岁就加入中国共产党，16岁参军，历经大小战斗20多次。1955年，他被授予大尉军衔，1958年因战伤复发病逝于上海市，年仅29岁。
刘文周是刘经三和刘经五的父亲、刘喜璞的爷爷。当时抗日政府对每个抗日军人的家属都有相应的物质优待规定，根据各家情况和意愿给予优待。当时家里有三人参军的开明乡绅刘文周说，革命事业正在艰难的时候，他不需要优待。
村里的老人们回忆说，作为一位开明乡绅，刘经三的父亲刘文周教过书、行过医、经过商，主张社会革新，提倡男女平等、妇女识字学文化。在胶东半岛处于白色恐怖时，他曾掩护了胶东党的领导干部宋绍九、于子聪、于得水、于、于炳斋等。“像这样不要国家照顾的革命老人再没听说过！”黄疃村老教师刘德修感慨地说。
为革命“绑架”父亲
刘经三当年为革命筹款“绑架”父亲的故事至今还在当地传颂，当地的史志也有明确记载——
1932年冬天，中共胶东特委在刘经三家乡附近的霄龙寺建立了党的秘密联络站“鸡鸭公司”，刘经三为经理。从家里拿出的第一笔活动经费用完后，无处筹款，刘经三就出了“下策”：清明节前日深夜，他和一位同志敲开自家门，用短刀抵住打开门的父亲，把麻袋从头上套下将其扛走，在院子里留信说“明日日落之后将一百块大洋送到西土地庙香炉底下，钱到人归”。
第二天，家人如期将钱送到，父亲当即被放了回来。家人惊喜之余，又在过道发现一封信：“各位大人，膝下敬禀者乃不肖男经三，为革命事，借贷无门，只得用不恭之举暂借大洋百元，他日事业有成，加倍偿还。不肖之子刘经三。”
别说是那个年代，就是现在，儿子“绑架”父亲也是大逆不道的，但刘经三是为了要钱闹革命，周围十里八村的人知道后，都感慨他对革命的一片赤诚，也感慨刘文周的开明大义。
“感动人物”感动先烈后人
邓云宝与刘经三有着不解之缘。
作为革命先烈的后代，57岁的邓云宝是2005年——2006年感动烟台市双年度人物之一。他历尽艰辛，历时40余年，收藏革命文物一万余件，数十次自费举办义展，观众数万人。他收藏的革命文物和他的收藏故事，感动着成千上万的人。
这成千上万的人中就有革命先烈刘经三的后人、67岁的烟台退休工人刘延堂。刘延堂是刘经三的侄子，他看了邓云宝痴心收藏的红色文物展览后很受感动，就将家里收藏的刘经三和自己父亲刘经五的烈士证书送给他，希望能让更多的人瞻仰先烈、牢记历史。为表达对邓云宝的敬意，刘延堂还让家里一位会绒绣的女孩亲手缝制了一面锦旗送给他。
邓云宝收藏的刘经三遗物中最宝贵的当属他在济南反省院写回的家书了。济南反省院是当时山东省第一监狱内关押政治犯的地方，当时的反动政府将政治犯组织在这里每天学习“洗脑”，企图感化招安。
这封信是刘经三在1934年“小年夜祭皂（应为灶）时”写给妹妹蕙芷花的，他怕家人因为他而不能像其他人家一样享受一年辛劳“赚得的几日快乐报酬”，“不得不来信加以慰问”。他说“以前虽有家信，不过父亲未必肯对你们细说，所以权当过年间啦故事再说一下”。在信里，他向妹妹介绍了自己被捕后的经历和当时的处境，详细到一日三餐，“大家都穿的道袍大领，都像些出家的和尚，每日除上班时听不到一点声音，都老实实的真有点出家风味”。信中，他还叮嘱妹妹和嫂子一起识字长学问，“不要认为在家庭的妇女就不用学问，也不要认为求学问必须在学校里”。
重要事件
1925年于济南育英中学毕业后，回乡从事教育、经商等业。后因不满军阀县长的统治而与之抗争，遭缉捕后逃至关东。
1932年秋，经宋竹庭、于俭斋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3年1月，任中共牟平县委书记，3月任中共胶东特委委员。在其领导下，牟平区的“抗税会”、“抗租会”、“读书会”、“互济会”等组织纷纷建立，党的影响不断扩大。1933年3月，在牟平、海阳市两县交界的霄龙寺以开办“鸡鸭公司”为掩护，设立党的地下联络站，并以经理的身份四处开展工作。为支持联络站的工作，不惜变卖家产，并把家中的十几箱蜜蜂属送到联络站。同年7月，因霄龙寺联络站暴露而遭通缉。从此，离家秘密活动于胶东半岛各地。为同敌人开展斗争，保卫党的组织，他设法搞到十几支长短枪，建立起地下武装“打狗队”，任指导员。10月，中共胶东特委书记张静源遇害，胶东各县党组织与上级失去联系。在此严峻时刻，发起在文登乡师召开文、荣、牟、海、莱、招、栖7县党组织代表联席会议，研究寻找上级党组织等问题。7县代表一致推举他为代表北上寻找党组织。11月，在原中共牟海县委书记王心一的帮助下，在北平市与中共北方局接上了关系。
1934年1月，与北方局委派的常子健一起返回胶东半岛，使胶东党组织很快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中共胶东特委恢复后，先后任特委宣传委员、组织委员。9月，与胶东特委委员张连珠、李厚生同去荣成市、威海等地巡视工作，途中夜宿文登县崮头集时被捕。先押于文登监狱，后转至国民党济南反省院。
1936年6月，经保获释，当晚即与党组织接上关系。后几经辗转，于1937年2月到达延安市，入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纪念馆第一期第十队学习，结业后留延安工作。8月，在延河游泳时溺水身亡，时年3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