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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共产党

台湾共产党

台湾共产党，1928年4月15日成立于中国上海，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武装而行动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台湾共产党存继的几年时间里，总共发展党员一百多人（大多是在“二大”召开后短短的时间里发展的），积极分子三百多人，大多是知识阶层和小资产阶级分子，工农阶层较少。

1928年4月，由共产国际和日共筹划，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指导下，林木顺、谢雪红等人在中国共产党代表彭荣同志的帮助下，召开建党大会，通过了《台湾共产党成立宣言书》，台湾共产党（日共台湾民族支部）正式成立。4月25日日警在对“台湾学生读书会”成员进行抓捕时，重要成员被抓，并搜走了台共建党的各种秘密文件，刚成立仅10天的台共就遭到极为沉重的打击。6月，谢雪红获释后回到台中市，召开台共一届第二次中央委员会，决定重建台共中央并按建党大会的决定开展工作。11月初，按照台共中央书记长林木顺的指示再次召开中委会，谢雪红补为中央委员，由于林木顺未如约返台，而林日高虽被任命为台共书记长，但事实上党的领导权掌握在谢雪红手中。1929年下半年，台湾共产党员人数逐渐增加，台共活动也日趋活跃。但台共内部以及外围组织对谢雪红等中央委员的活动不充分、不活泼，消极态度渐渐感到不满。1931年1月27日，王万得（文化协会党团负责人）等7位同志自行成立了台共新的中央领导机构——“改革同盟”，并选出了临时中央委员会，台共就正式分裂为以王万得为首的“新中央”和以谢雪红为首的“旧中央”两派。同时，共产国际认为谢雪红的做法是属于“关门主义”，过于保守，背离了共产国际“左”倾的进攻路线。1931年5月31日至6月2日，台共二大在共产主义国际东方局代表潘钦信的主持下召开。这次大会秉承共产国际东方局的意旨，把忠实于共产国际的台共“改革同盟”领导人王万得等人扶植上台，而将不听从共产国际指示的台共“旧中央”领导人谢雪红等人开除出党；另一方面还照搬共产国际“第三时期”理论，通过了台共新的政治纲领，确立了“左”倾进攻路线。在台共激进派的努力下，台共活动的确开创了新的局面。表面上看来，台湾抗日斗争形势一片大好，但台共这些激进的做法，使台共的各级组织和进步团体不断暴露在敌人面前。1931年3月，日本警察已掌握了台湾共产党组织的全部情况，6月至11月，日本殖民者在全岛展开对台共的大搜捕行动，谢雪红、王万得、等大批台湾共产党员和被怀疑为与台共有关的人员都陆续被捕。11月，赤色救援会的文协与农组成员纷纷落入日警手中，被捕人数高达310人，其中150人被移送法院，有53人出庭受审。台湾岛内的台湾共产党员几乎全部被捕，不仅台湾共产党组织遭到彻底破坏，而且台共的外围团体台湾农民组合和文化协会也被取缔。

台共成立时，就把脱离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重回祖国怀抱作为其奋斗目标，并通过派遣骨干力量参加农民组合的工会，引导工农运动不断发展。台共还通过深入工人群众，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积极组织红色总工会，把在台湾极具影响力的文化协会作为重要的联合对象，发展并壮大了台共的组织和革命力量，使台湾人民对封建主义和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的反抗进入历史新时期，极大地推动了台湾民族民主革命的进程。但由于共产国际无视国情瞎指挥、日本当局严密的特务统治及残酷镇压，以及台共内处于主导地位的“左”倾思想严重等多种因素，最终导致台湾共产党的毁灭。

成立背景

20世纪20年代，台湾产业工人队伍不断壮大，农民运动蓬勃兴起，工农运动的发展迫切需要代表其利益的无产阶级先进政党的领导。同时，一部分知识分子在民族运动的洗礼和岛内外社会主义思潮的激励下，思想觉悟迅速提高。伴随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开展，共产国际对殖民地无产阶级政党组织的建立，给予重视与支持。在这种背景下，由共产国际和日共筹划，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指导下，台湾共产党于1928年在中国上海成立。

历史沿革

成立

1927年9月，赴莫斯科学习已两年的谢飞英（即谢雪红）、林木顺在莫斯科东方大学毕业。回国前夕，共产国际执委、日本共产党领袖片山潜向他们传达共产国际组织成立“台湾共产党”的决定。谢飞英、林木顺回上海后，联系上中共中央指派的翁泽生，开始各项筹备工作。但日本共产党因为国内进行选举斗争以及大搜捕事件，无法指导台共的成立，所以有关台湾共产党组党事宜实际由中国共产党援助及指导。1928年4月14日，根据中共中央代表彭荣（根据史料证实，即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任弼时）提议，在翁泽生家召开预备会议。出席者有彭荣和林木顺、谢氏阿女（即谢雪红）、翁泽生、谢玉叶、陈来旺、杨金泉、林日高（台北人）、潘钦信、张茂良（南投人）、刘守鸿（屏东人）等十一名。彭荣将两个起草完成的成立大会纲领（即政治、组织纲领）及诸方针宣读后付诸讨论，获无异议通过。成立大会日期定于4月15日，地点则由彭荣选定。1928年4月15日在上海法租界霞飞路（今淮海中路与瑞金路交叉口）某照相馆二楼召开台共成立大会。

建党大会审议并通过政治纲领，并选举产生台共第一届中央委员会，并通过了《台湾共产党成立宣言书》。台湾共产党（日共台湾民族支部）正式成立。

第一次遭破坏及重建

1928年4月25日凌晨，日警在法国警察的协助下，对“台湾学生读书会”成员进行抓捕。张茂良、谢雪红、杨金泉、刘守鸿（潮州人）等在法租界辣斐得路389号被捕，在缉捕过程中，林木顺侥幸自屋顶脱逃。但这次抓捕行动，日警却搜走了台共建党的各种秘密文件，台共的成立被暴露。这次抓捕行动打乱了台共一大的人员分工安排，原来依照党大会及中央委员会决定之党机关的构成、人员的安排、活动的展开等的预定计划，也因此无法正常进行，刚成立仅10天的台共就遭到极为沉重的打击。

1928年6月2日，谢雪红获释后回到台中市，10日，台共一届第二次中央委员会在台北大桥淡水河畔召开，参加者有台共中央委员林日高、蔡孝乾、庄春火、洪朝宗四人，谢雪红因刚释放，目标太大，容易引起日警的注意，故未出席这次会议。在会议上林日高向大家转达谢雪红的意见，希望大家必须按照台共第一次中委会的决定开展工作。鉴于林木顺不能回台工作，一致同意递补谢雪红为正式中央委员，并推选林日高为台共中央委员会委员长。然而，1928年8月，蔡孝乾、洪朝宗、潘钦信和谢玉叶因害怕被日警逮捕，便擅自脱岗逃往福建省。1928年8月下旬，在台湾仅存三名中委谢雪红、林日高和庄春火在台北市秘密召开台共一届第三次中委会。8月底，林日高赴日本东京，见到刚抵东京不久的台共中央书记长林木顺。林日高携林木顺的指示回到台湾。1928年10月6日，林日高、谢雪红、庄春火秘密召开台共中委会，按照林木顺指示着手岛内台共的重建工作。10月下旬，林木顺在东京向台湾同志发出改组岛内台共中央的紧急命令。11月初，日共中央的指示抵达台湾后，谢雪红、林日高和庄春火再次召开中委会，将谢雪红补为中央委员。由于林木顺未如约返台，而林日高虽被任命为台共书记长，但事实上党的领导权掌握在谢雪红手中。因此，由林木顺担任书记长的台共第一阶段至此宣告结束。

台共内讧

虽然1928年11月台共中央由谢雪红、林日高、庄春火三人组成，但在1929年初以前，只空有这个领导机关，缺乏坚强的实质组织，也没有几个党员。1929年10月，谢雪红、林日高、庄春火在国际书局集会，召开中央委员会，讨论当时的形势并重新分配职务，宣传煽动部由谢雪红负责，劳工运动部由庄春火负责，组织部由林日高负责。1929年下半年，台湾共产党员人数逐渐增加，台共活动也日趋活跃。与此同时，激进的年轻党员中担任赤色工会组织运动、农民组合、文化协会的指导工作者，对谢雪红等中央委员的活动不充分、不活泼，消极态度渐渐感到不满。

对共产国际来说，谢雪红的做法是属于“关门主义”，过于保守，背离了共产国际“左”倾的进攻路线。于是1930年12月，共产国际委托台湾农民组合中央委员陈德兴从上海带回共产国际东方局的一项指示一一要台共加以整顿，停止关门主义的作法。谢雪红认为，陈德兴传达的这项指示令人无法肯定其为共产国际东方局的指令，因此，她拒绝接受。陈德兴万般无奈，只好照预定计划向王万得等传达该项指示，从而引发了台湾共产党内激烈的斗争。

1931年1月27日，王万得（文化协会党团负责人）等7位同志在王宅秘密集会，召开台共的改革运动讨论会。大会决定与原有的党中央领导机关断绝关系，自行成立了台共新的中央领导机构——“改革同盟”，并选出了由王万得、苏新、赵港、陈德兴、萧来福五人组成的临时中央委员会，后三位又同时担任中央常务委员的职务。这样，台共就正式分裂为以王万得为首的“新中央”和以谢雪红为首的“旧中央”两派。

台共二大召开

1931年5月31日至6月2日，台共二大在共产国际东方局代表潘钦信的主持下，在台北淡水郡八里庄观音山麓正式召开。台共二大解散了“改革同盟”，通过的新的政治纲领，接受了共产国际东方局关于台共应实现“布尔什维克路线”的建议。这次大会秉承共产国际东方局的意旨，一方面把忠实于共产国际的台共“改革同盟”领导人王万得等人扶植上台，而将不听从共产国际指示的台共“旧中央”领导人谢雪红等人开除出党；另一方面还照搬共产国际“第三时期”理论，通过了台共新的政治纲领，将共产国际“第三时期”理论及相关指示进一步目标化、具体化和行动化。确立了“左”倾进攻路线。随着谢雪红旧中央的失势和王万得新中央的崛起，台共出现了新的形势。

再次遭破坏与重建的努力

1931年2月，台共在以王万得为代表的激进派主持下，由“关门机会主义”转向“开门激进主义”。在台共激进派的努力下，台共活动的确开创了新的局面。表面上看来，台湾抗日斗争形势一片大好，但台共这些激进的做法，使台共的各级组织和进步团体不断暴露在敌人面前，给敌人逮捕革命群众造成了便利的条件和机会。1931年3月，日本殖民者在台湾共产党员张朝基家搜获大量“改革同盟”和台共二大文件，至此日本警察已掌握了台湾共产党组织的全部情况。1931年6月至11月，日本殖民者在全岛展开对台共的大搜捕行动，谢雪红、王万得、苏新、林日高、杨克培、潘钦信等大批台湾共产党员和被怀疑为与台共有关的人员都陆续被捕，一共逮捕107人，其中有49人被判处2至15年有期徒刑。

台共中央遭到破坏后，其外围团体的文化协会、农民组合也受到影响，无法正常活动。1931年8月9日，未逮捕的台湾共产党员在台中文化协会本部秘密召开“台湾赤色救援会组织协议会议”，商量党的重建工作。随着台湾赤色救援会组织工作的进展，日本警察开始注意台湾赤色救援会，并暗中进行调查。11月，开始抓捕，随后赤色救援会的文协与农组成员纷纷落入日警手中，被捕人数高达310人，其中150人被移送法院，有53人出庭受审。至此台湾岛内的台湾共产党员几乎全部被捕，日警岛内大搜捕台共行动至此告一段落。

日本殖民者从缴获的台共材料掌握了台共在上海市成立的经过，了解在上海还有翁泽生、林木顺等台共重要成员以及台湾反帝同盟的诸多成员，于是发出抓捕通缉令，让驻上海的日本领事馆协助抓捕，大搜捕行动从岛内推进到上海，从1931年7月起至当年年底，陈炳誉、董文霖、高水生等多名上海台湾反帝同盟骨干被捕。最后一个被捕的台共干部翁泽生，时为1933年。这次大抓捕行动，不仅台湾共产党组织遭到彻底破坏，而且台共的外围团体台湾农民组合和文化协会也被取缔。1935年7月，赵清云、褚阮进、张作任、孙古平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联系，准备再次从事台共的重建工作，但是被日本驻厦门市的领事馆逮捕。

政治纲领

《台湾共产党成立宣言书》

台共成立大会通过了《台湾共产党成立宣言书》，该宣言指出：“台湾共产党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武装而行动的革命政党。”“她是真正为工人阶级的利益，为工人阶级的最后解放对日本帝国主义及一切压迫阶级做殊死战者。”宣言提出了台共长远奋斗目标是“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建设共产主义社会。”台共当前的主要任务是“推翻日本帝国主义，完成民族革命，为最大多数的工农、小市民、贫农群众建设革命政府。”宣言还号召：“工人、农民及所有被压迫的民众团结起来，在台湾共产党的领导下，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封建残余势力，实现民族民主革命的成功。”

台共“二大”

1931年5月31日至6月2日召开的台共二大决定对台共进行改革，通过的新的政治纲领，接受了共产国际东方局关于台共应实现“布尔什维克路线”的建议。改革的方针是“为对党的机会主义根源的小布尔乔亚基础的清算，将党的机会主义的错误由实践上去认识，激发工农的日常斗争，在其过程中争取工人及贫农入党，巩固党的无产阶级基础，以确保党的布尔什维克化”。

这个纲领与1928年台共通过的革命纲领相比，在革命策略等方面有很大的变化。如对台湾资产阶级的分析，不加区分地笼统认为台湾资产阶级成为革命的对象。他们还提出了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苏维埃政权”的口号。此外，台共新中央还无视台湾革命中敌强我弱的基本事实，主观的认为，日本帝国主义已陷于大恐慌之际，台湾革命高潮已经到来，现在应该是主动出击的时候。因此，台共当前的任务“应该是把握各种机会，抓住工人与资本家、农民与地主、士兵与长官的大小冲突，激发群众的日常斗争，在斗争中反对民族改良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机会主义，扩大党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吸收群众集合在党的政治口号的周围，领导工人、农民在工厂与农村实行猛烈的阶级斗争，建立无产阶级在农民运动中的领导权，扩大并巩固工农的革命组织，力求革命的均衡发展，以武装暴动颠覆帝国主义的统治，树立工农民主政权”。

重要人物

林木顺（1904—1934）

又名林木森，台湾南投草屯人。1924年夏前往杭州大学读书，并接受中国共产党组织的领导；1925年6月，在中国共产党员安存真、宣中宣的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11月，在中共的推荐下，与谢雪红一起赴苏留学；1927年11月与谢雪红一起回国负责筹建台湾共产党的工作；1928年4月15日在上海领导成立了台湾共产党（即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并当选为台共一大总书记；1932年，台共遭到日警彻底破坏后，便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4年，林木顺在瑞金市的中央苏区保卫战中壮烈牺牲。

林日高（1904—1955）

笔名林日高，台湾台北人。1922年自台湾商工学校毕业后，接触到共产主义思想，思想逐渐“左”倾，于1925年离台赴厦。居厦期间，结识中国共产党员许世中。1927年1月，在许世中的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4月，在上海参与台共筹建工作，被选为台共中央常任委员。1930年10月，他宣布退出台湾共产党。1931年9月4日，林日高由于参与共产党活动被检举，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1949年12月林日高出任台湾省政府委员，1950年当选新北市农会理事长，同时加入中国国民党。1954年12月，林日高被控1949年吕振羽中共台湾省工委会所领导的外围组织“民主革命联盟”有所联系而遭逮捕，并于1955年9月被国民党当局枪杀。

蔡孝乾（1908-1982）

台湾彰化人。毕业于台湾彰化公学校，1923年曾入上海大学社会科学系学习，受到瞿秋白、任弼时等人的思想影响，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4月被选为台共中央委员兼宣传部长。1932年4月随中国工农红军离开漳州市进入江西中央苏区，担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政治部战士报编辑，1933年当选为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委员，1935年任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内务部长。1937年任中共中央白军工作部北线工作委员会书记，1940年任解放区野战军政治部敌工部长，1946年任中共中国共产党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1949年被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1950年1月他被中国国民党逮捕入狱，后寻机逃脱。同年4月再次被捕，很快就投敌叛变，使得中共台湾地下党遭受毁灭性打击。1982年10月在台湾病死。

洪朝宗

1908年生，台北人。1927年2月，寒假回台时加入无政府主义组织——台湾黑色联盟，因而被捕入狱四个月，后在上海受翁泽生、潘钦信等人的影响而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4月台共成立时，当选为台共中央委员，因上海读书会事件，恐被逮捕，遂放弃一切运动，逃往福建省，结果被谢雪红开除党籍。

庄春火

1906年生，基隆人。1928年4月台共建党时，庄春火人在台湾但仍被选为中央委员，负责青年部，后负责工人运动。上海读书会事件使得台湾共产党组织被打散，1928年10月，他与林日高、谢雪红组成“党中央”，担任台共中央劳动部长。1930年10月，当台共革命活动处于困难之际，他自行宣布脱党。

谢雪红（1901—1970）

女，台湾彰化人。1923年（22岁）回台湾后加入文化协会。1925年8月进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学习，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0月底被派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8年4月，在上海参加建立“台湾共产党”，任候补中央委员。1931年因抵制共产国际“左”倾指示而惨遭开除党籍的处分。1931年6月，台共组织受到破坏而被捕。1947年，参加台湾“二.二八”事件，参与中部地区人民武装斗争的领导工作。起义失败后到香港。同年11月，发起组织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任主席。1948年号召台盟成员以实际行动响应中共“国际劳动节”号召，拥护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1949年，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并代表台盟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被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台盟总部理事会主席，全国妇女联合会执行委员，全国青年联合会副主席，政务院政治委员会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中国红十字总会理事，抗美援朝总会理事，是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1970年11月因病在北京逝世。

潘钦信（1907-1952）

台北人。1926年10月前往上海大学中学部求学，与当地中国共产主义者交往而信奉共产主义，进而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4月，参加了台共创建工作，其职责是在岛内开展革命工作。1928年8月，脱岗逃到福建厦门，在当地一所小学任教，1928年11月，他被谢雪红开除党籍。后来，在翁泽生的帮助下，他乂重新坚定革命信念。1930年共产国际东方局提议台共改革从来的观望主义，潘欲完成使命于1931年4月15日返台，与王万得、苏新等人会晤商量台共改革事宜。1931年6月台共二大召开时，当选为台共中央常任委员，努力党之扩大及强化。因忠实执行共产主义国际“左”倾进攻路线，从而暴露了党组织。1931年下半年他遭日警逮捕，判刑十五年。

组织结构

组织隶属

台共在组织上隶属于日本共产党。根据共产国际第五次大会的决议，世界共产党组织的划分以“一国一党”为原则，日本当时已有共产党组织，而台湾又是日本的殖民地，因此，共产国际决定台湾共产党在组织上隶属于日本共产党。台湾共产党在相当期间内组成共产国际一支部的日本共产党的民族支部。

中央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会及其部门

中央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会应依据全体党员的意志，经由选举而产生。然而，在大会尚未召集前和各部门组成人员，由日本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任命而负中央指导的责任。中央常务委员会是党的理论性、政治性指导核心，领导党的经常性全部活动。在中央常务委员会之下设有组织部、工会委员会宣传部、煽动部等，其他尚有特别委员会——农民政策委员会、妇女运动对策委员会、青年运动对策委员会等。党的事务属于常务委员会下面的事务局处理，党的会计则应属于常务委员会。

地方委员会

地方委员会应在支部组织扩大后始宜组织。党虽建立在民主中央集权的基础上，但在目前由中央派遣的地方组织者负责统辖之任务。

基层组织

党组织之根本必须建立在工厂支部的基础之上。工厂支部虽以工厂为单位，如工厂支部无法容纳的党员密集于小地域时，得组织街庄支部。党员分散于广阔地域时，成立街头支部的准备会，但不应成为街头支部。船舶支部与工厂支部保持同样的组织，交通产业支部与工厂支部亦同。车库、机关库组织工厂支部，驾驶系统以铁路为单位。

党的民主集权制原则

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因而无产阶级的一切要求必须集中于党内，否则，党将与无产阶级分离。因此，党的组织必须建立在中央集权制的原则上。散布于大众中间作为党一份子的一般党员的意见及要求，必须正确地反映、集中到党的中央机关。而党中央的意见必须贯彻到党的基层组织，且经由党员传播到大众之间，这就是民主集权制的原则。

共产党的纪律

共产党的纪律系全体党员的意志，破坏党的纪律就是破坏党的组织。是故各党员对上层指导机关之命令有绝对遵守的义务。若无故不交党费，不出席党会，不服从党令，破坏党规，泄露党内秘密者，立刻无条件开除其党籍。

党员

人数概况

台湾共产党存继的几年时间里，总共发展党员一百多人（大多是在“二大”召开后短短的时间里发展的），积极分子三百多人，多是知识阶层和小资产阶级分子，工农阶层少。

入党手续

凡承认党的纲领及其一切政策，服从党的命令，遵守党的规律，希望在党的组织内加入党指导下的积极活动者，使其加入于台湾共产党。候补期党必须预防密探及一切投机的不良分子侵入党内，是故必须订定一定的候补期间。现在农工分子不需经过候补期间，可以直接入党，惟知识阶级分子等必须经过二个月的候补期间。候补者在党的会议中有发言权，但没有议决权。

党员结构

成立初期

台共成立时，共有18名党员，这18名台湾共产党党员平均年龄约为22岁，最大者27岁，最小者20岁，女性为2人，这18名台湾共产党员中，其中有11名是中国共产党员。台湾共产党员几乎是知识分子，真正工农出身的分子很少。

“改革同盟”成立前党员群体性结构

1928年，台共成立不久，突然发生的上海读书会事件使得党员人数锐减到8人，1930年5月，林日高在给共产国际东方局的报告中说：“如果不包括海外党员，党目前只有25人，其中除了3名工人与2名农民之外，其他党员全是群众组织的活跃成员。台共成立后，不仅发展的党员人数少，而且吸收的工人和农民党员仍然很少，知识分子党员仍居绝大多数。

台共遭破坏前的党员群体性结构

台共“改革同盟”成立后，在少壮激进党员的领导下，工作路线急速转变。以王万得为首的台共中央为了吸收更多的党员尤其工农党员，开始放宽入党的条件，并特别制定了《关于吸收党员的指令》。在他们积极努力下，台湾共产党员数目在原有的基础上又急剧增加近40人，这次吸收工农党员比重急剧增加，工人阶层中普遍建立了党支部，文化协会和农民组合最后也落入党的控制中。这个阶段可以称为台共的“黄金时代”，只是为期并不长久。

刊物杂志

台共存在期间，台湾共产党员同时出版杂志：包括谢雪红、杨克培、郭德金出版的《台湾阵线》，王万得联合周合源、陈两家、张朝基和江森钱等五人合创的《伍人报》，由于日本殖民者检查尺度甚为严厉，所以实际上都被禁止出版。还有一些党的外围刊物，如1930年8月发行的《台湾战线》等。

活动影响

对台湾文化协会活动的影响

台湾文化协会是台湾近代民族运动中影响力最大、群众基础最广泛的一个团体，在反抗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的斗争中起过积极的作用。1928年4月，台共在上海建党时，非常重视台湾的新文化协会组织，它在建党大会上所通过的政治决议中，就提出了对新文协的方针。1928年10月，台共在岛内建立中央机关后，便马上派其骨干党员吴拱照、庄守参加文协，积极地在新文协中开展工作，以加强对它的影响。1931年1月5日文协四大公开宣布支持台湾共产党，文协正式成为台共外围组织，通过其日常斗争，成为执行台共政策的大众团体。但台湾文化协会在台共影响下，逐渐出现严重的“左”倾错误，错误地变合法抗争为激进的非法斗争，结果导致了自身的灭亡。并且，台湾文化协会也分裂为上大派和非上大派两系，在组织上实行惩办主义，打击持不同意见者，严重削弱了文协的力量。

1931年6月，台共遭日警破坏后，未逮捕的台湾共产党员为了重建台湾共产党组织，9月份成立“台湾赤色救援会”，将原来文协成员吸收到“台湾赤色救援会”中来，而将原来的台湾文化协会解散。

对台湾民众运动的影响

台湾农民运动正是主要围绕着反抗日本殖民者的土地收夺和经济剥削而展开的，由此赋予这一运动鲜明的民族斗争色彩。台共在上海建党时，就非常重视台湾的农民问题，在制定的《农民运动纲领》中就规定：“以’解决土地问题”“扫荡封建势力”为基本任务，其斗争目标为打倒封建地主、没收土地、分配土地给农民。1928年6月，台共领导人谢雪红积极参加农民组合的各种活动，陆续将农组中央委员简吉、陈德兴、赵港、陈昆仑等人吸收入党。1930年8月，农组中央3名常任委员（简吉、赵港、陈德兴）、15名中央委员（简吉、赵港、陈德兴、杨春松、陈结、赵钦福、陈海、张行、林新木、吕得华、蔡端旺、庄万生、黄天、陈昆仑、杨四川）全为台湾共产党员，这就表明台共已完全掌握农民组合的领导权。1931年1月，台湾农民组合在嘉义郡竹崎庄召开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大会正式把农民组合做为在台共领导下的大众团体（外围组织）。

台湾农民组合在台共领导下日益激进，日趋“左”倾，提出在政治、经济上向日本殖民统治发起进攻。台共新中央根本无视台湾革命中敌强我弱的基本事实，推行冒险主义的进攻路线，幻想进行几次“进攻”就把敌人打倒，结果把革命堡垒暴露给敌人，造成革命力量的严重损失。1932年1月中日战争爆发，台共认为，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即将爆发，于是，指示农组各支部准备举行武装起义。但不幸事机泄露，大批农组成员被捕，暴动失败。1932年9月，农民组合的台共支部党员大多被日警抓获，起诉判刑或折磨致死。

对工人运动的影响

台湾无产阶级在日本资产阶级、台湾资产阶级的双重压迫下，处境十分困难。1927年后，台湾文化协会和台湾民众党也积极介入工人运动，并将台湾工人运动逐渐推向高潮。1928年台共建党时，在“工人运动对策提纲”规定了台湾工人运动的方针，该方针实质是将台湾左、右派工会联合起来，建立工人运动统一战线，以便将台湾的工人运动置于台共的领导之下。但是台湾共产党在对工会运动战术上，台共犯下了严重的机会主义错误。为了推动工人运动的发展，共产主义国际东方局要求台共重新调整工人运动指导方针。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台共不仅获取左派工会的领导权，而且促使右翼工会“左”倾化。在产业工人中建立工会组织台共以岛内主要产业部门为重点，派出干部深入到工会组织尚未开拓的领域，如北部矿山、铁路及其他主要交通机关建立工会组织。

1930年10月27日，台湾共产党举行扩大中央委员会，认为“为了使台湾红色总工会组织筹备具体化，有必要设置统一指导各个红色工会组织运动的机关”，因此决议设置“临时工会运动指导部”，并决定由王万得、苏新、萧来福担任负责人。然而1931年3月至6月，日本殖民者抓住线索，对台共进行全岛大检举，谢雪红、王万得等大批共产党员被捕，随着共产党组织遭到破坏，台共筹建台湾赤色总工会活动也就戛然而止。

历届台共中央组织结构

第一届中央委员会

1928年4月，台共建党大会选举出的台共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是林木顺、蔡前、林日高、洪朝宗、庄春火、谢雪红和翁泽生，林木顺为台共委员长兼组织部长。七人全是中国共产党员，是中共精心培养的、原本就是要在台湾建立中共地方组织的领导人选。翁泽生和谢雪红因为已接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指示，分别要留在上海市和东京，作为国际驻沪的远东局及中共中央和日共中央的联络员，因此只是中央候补委员。

第二届中央委员会

台共建党后，因各种主客观原因，台共领导层变动较大。首先是上海读书会事件，台共中央委员蔡孝乾、洪朝宗因擅自脱岗逃到祖国大陆而被开除党籍，林木顺因身份暴露（留苏相片落入日警手中）而无法回台主持工作，实际上这时台共领导层是处于瘫痪状态。1928年11月，根据日共中央的指示，林日高、庄春火和谢雪红重新组成台共中央。1929年4月，因日共中央和台共东京特别支部遭到日警彻底地破坏，导致台共与日共联络完全中断。1929年11月，台共中央决定通过驻上海市的联络员翁泽生和中共或共产国际东方局联系。1930年5月，台共中央领导人林日高抵达上海，通过翁泽生向中共和共产国际东方局汇报工作。当他们得知台共在岛内革命工作几乎没有进展，而对台共中央予以严厉批评。林日高既自掏腰包和冒着危险干革命工作，又受到上级批评和指责。于是，1930年10月，他和庄春火陆续退党。到1931年5月底，台共中央只有谢雪红1人。然而，谢雪红保守的革命工作路线与共产国际“左”倾进攻路线相左，因此，共产国际要求谢雪红对台共进行改革，以确保台共沿着共产国际所指引的革命路线前进，但遭到谢的拒绝。于是，共产国际将不听命于上级指示的谢雪红开除党籍，而将忠实执行共产国际指示的台共骨干王万得、苏新等人扶植上台。1931年5月31日至6月2日，台共二大在共产国际东方局代表潘钦信的主持下，在台北淡水郡八里庄观音山麓正式召开。这次大会选出新的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有：王万得、潘钦信、苏新、刘守鸿、颜石吉五人；候补委员有：肖来福、简娥二人，大会结束后，再由中委之中选出王万得、潘钦信、苏新三人为常委，构成“书记局”，以王万得为书记，下面设组织部和宣传部，以潘钦信为组织部长，苏新为宣传部长。工人运动负责人：肖来福，农民运动负责人：颜石吉，南部地区负责人：刘守鸿。

党际交往

台湾共产党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

台共从1928年4月成立到1932年4月瓦解，历时约四年时间，台共的起落跌宕与中共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其成立、活动、发展、失败，直至演变，均受到中共的指导和影响。

中共对台共建党的帮助

中共注意把先进的台湾青年培养成共产主义者台共建党的主要成员，在上海大学注意吸收台湾进步青年入学，把他们培养成马克思主义者。中共也在其他各地吸收台湾进步青年入团、入党。为了更好地培养台湾共产主义者，中共先后挑选优秀的台籍革命者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深造。据有关史料记载，前后共有四批台湾革命者被选送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组织台籍青年成立各种进步社团，开展共产主义活动。全力以赴、认真仔细地指导台共建党大会，在台共成立前夕，由于日共忙于国内选举而无暇顾及台共的成立大会，因此，日共委托中共“援助及指导”台共成立的一切事宜。中共中央派出代表彭荣对台共的成立进行具体指导。

中共对台共革命斗争的指导和影响

中共为台共革命斗争创造有利条件，台共输送后备干部提供有力支持。台共候补中央委员翁泽生常驻上海市，负责与中共和共产国际东方局的联络。在中共领导下，翁泽生、林木顺对在上海的台湾进步青年开展组织工作，为台共准备干部力量。当台共遇到挫折时，中共伸出了援助之手。中共先后派出王万得（中国共产党员）、吴拱照（中国共产党员）、曾明如返回台湾，参加台共的重建工作。

由于日共屡遭日警的破坏，台共与日共的关系中断，因此，台共只好寻求共产主义国际东方局和中共的指导。1930年4月，台共派遣林日高前往上海向共产国际东方局和中共汇报台共的工作，当中共得知台共工作没有多大进展时，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共建议台湾共产党内进行改革，以推动台湾革命运动的发展。

旧台共回归中共并参加反抗国民党暴政的革命斗争。

1945年8月曰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为开展对台工作，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国共产党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共台工委）负责领导台湾地区革命活动，并任命台籍干部蔡孝乾为中共台工委书记。谢雪红不仅成立中共台湾省委员会筹备会，而且主动接受中共的领导。她派人渗透到《和平日报》，使其成为共产党的喉舌。为了从事革命活动，谢雪红不仅加入国民党，而且与当地官员频繁接触。中国共产党员谢雪红带领广大市民同国民党政府展开一系列斗争，谢雪红领导台中市“二.二八”起义。然而，在中共台工委书记蔡孝乾指示下，谢雪红被迫将革命领导权让给了台中的士绅们，结果台中士绅们竭力压制台中市民的革命活动，为了扭转不利的革命形势，谢雪红毅然另行成立二七部队，1947年3月，为了保存革命力量，蔡孝乾命令二七部队中的中国共产党员隐蔽起来，中共台工委通过李乔松联系上谢雪红，认为武装斗争已基本结束了，要进入政治斗争的阶段，谢雪红被迫让出革命领导权，要求他们立刻放弃作战本部的指挥权，要求谢雪红等中国共产党员从二七部队中撤退。

台湾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关系

共产主义国际对于台湾共产党，既有援助的一面，也有损害的一面，有功有过，毁誉并存。在共产国际“东方战略”的背景下，1927年4月至7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进行了关于日本共产主义运动诸问题的讨论，其中讨论到台湾的相关问题时，发出了建立台湾共产党的指示，并安排在莫斯科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的台籍学生谢雪红和林木顺与日共主要领导人接触，共同商讨成立台湾共产党的事宜，台湾共产党于1928年4月15日在上海正式成立。

1928年7月，共产国际六大通过《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的任务》，大会认为世界正处于“第三时期”，资本主义内部矛盾剧烈，危机即将来临，各国和各地区的共产党应该建立起苏维埃政权，向敌人发起总攻。“第三时期”理论的提出，成为共产国际在理论指导上的重大失误，台共在当时是属于共产国际日共支部下的一个民族支部，所以面对共产国际的各项指示，也必然积极贯彻并执行。因此，共产国际的“第三时期”理论、“反右倾”斗争以及“左”倾错误路线不可避免地成为台共的指导思想和行动纲领。1931年召开的台共二大确立了通过武装斗争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新纲领，并将听命于共产国际的王万得等人扶植上台，成立了新中央，开始全面贯彻“第三时期”理论，继续推行“反右倾”斗争和“左”倾的错误路线，给谢雪红等台共“旧中央”领导人扣上了“右倾”的帽子，并开除出党。此外，台共在岛内的活动逐渐公开化、扩大化，全台各地纷纷出现了罢工和抗日的斗争，一些地方还发生了武装暴动，这些激进的做法使日本警察在全台开展了对台共的大搜捕行动，谢雪红、王万得等100多名台湾共产党员被捕，其中有将近一半都被判刑。在经过多次镇压和逮捕后，台湾共产党组织被彻底破坏，最终于1932年宣告彻底失败。

台共在深圳市东方战略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实施后有过发展的黄金时期，但在“第三时期”理论提出后迅速走向解体，其“兴”与“亡”都离不开共产主义国际这两项政策的指导。

台湾共产党与日本共产党的关系

20世纪20年代，在日共的影响下，台湾先进分子在岛内外开展共产主义活动，为台共的成立准备了思想条件和干部力量；在日共外围团体———日本农民组合和劳农党的指导下，台湾的农民运动日益高涨，为台共的成立奠定了阶级基础。1927年10月，共产国际指示日本共产党组织“台湾民族支部”，日本共产党就是接受这个命令，担负起了组建、指导台共的责任。1928年２月初，谢雪红和林木顺自东京返回上海市后，日共中央也非常重视台共的建党工作，并派日共中央委员锅山贞亲前往上海准备指导台共的成立大会。然而，因此时日共国内选举以及当局压迫，没有时间和精力指导台共建党大会，所以日共委托中共援助及指导台共成立的一切事宜。1928年4月15日，在中共、朝鲜共产党的指导和帮助下，台湾共产党在上海正式成立。

虽然台共作为日共的一个下属支部，在组织上应接受日共的领导，但在日警的高压下，日共从一开始对台共的指导就不充分。台共在成立之初，在组织上属于日共，日共也想给台共各种帮助和指导，然而，由于日共屡遭日警的破坏，台湾共产党组织长期处于瘫痪状态，使得日共对台共的各项革命活动难以进行有效的帮助和指导。实际上，日共遭破坏后，台共更多地是在共产国际东方局和中共的指导下开展工作。

参考资料

“台湾人民共产党”今日在台南成立称坚持“九二共识”.环球网.2024-02-29

台当局批准台湾共产党为台湾第141个政党[图].南海网.2024-02-29